1884年6月3日，纽约，《哈珀周刊》的编辑部。
主编理查德·沃森·吉尔德站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最新一期杂志的校样，嘴角挂着满意的微笑。
这一期的封面设计得很简单——深蓝色的背景上，只有两个白色的字母“Pi”。
更重要的是下方的一行小字：【莱昂纳尔·索雷尔最新力作】。
吉尔德知道，光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这期杂志的销量翻倍。
过去三年，莱昂纳尔·索雷尔这个名字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
从《血字的研究》到《加勒比海盗》，从《1984》到《东方快车谋杀案》，每一部作品都引发了轰动。
尤其是去年，《泰坦号沉没》在《现代生活》上连载时，在美国就是由《哈珀周刊》转载
读者们既为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流泪，也为那艘巨轮的沉没震撼，更对英国的没落发出嘲笑。
而现在，这位法国作家再次在《哈珀周刊》上首发新作，甚至比巴黎更早——这对吉尔德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
他放下校样，对助理编辑说：“印刷厂那边确认了吗？加印三万册。”
“确认了，主编。第一批五万册已经装车，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各大书店。”
“好。”吉尔德点点头，“告诉发行部，做好加印准备。我预感，这一期的需求量会很大。”
助理编辑离开后，吉尔德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街道。
纽约的夏天已经来了，阳光炽烈，街道上行人匆匆。他想起一个月多前，莱昂纳尔在纽约点亮达科他公寓的夜晚。
那时他就在现场，亲眼见证了交流电如何照亮整个街区。
而现在，莱昂纳尔又把新作交给了《哈珀周刊》。吉尔德相信，这部作品能像电灯一样点亮美国人的大脑
他回到办公桌前，再次翻开校样，阅读自己为这篇小说撰写的卷首语：
【本期，我们荣幸地向读者呈现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的最新作品。
这是一个关于幸存与救赎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信仰与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印第安少年“Pi”，他在一场海难后奇迹生还，但他的经历却远超常人的想象。
我们邀请您跟随调查员皮埃尔的脚步，一起探寻这个少年口中的真相——无论那真相有多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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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后，波士顿，比肯山的一栋联排别墅里。
六十岁的阿比盖尔·亚当斯·布鲁克斯，正坐在客厅的摇椅上，戴着老花镜，阅读刚刚送到的《哈珀周刊》。
她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每周六上午十点，邮差准时把杂志送到门口，这是她一周中最期待的时刻。
今天也不例外。
阿比盖尔接过杂志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封面上的两个白色字母“Pi”。她愣了一下，随即看到了下方的小字。
“莱昂纳尔·索雷尔？”她喃喃自语，“他又有新作了？”
她当然记得这个名字！去年《泰坦号沉没》连载时，她每期都追，还为杰克和露丝的爱情哭了好几次。
虽然她的丈夫嘲笑她“这么大年纪还为一部爱情小说流泪”，但她不在乎。
好故事就是好故事，与年龄无关。
阿比盖尔迫不及待地翻开杂志，直接跳到小说开始的那一页。她先读了主编的卷首语。
“印第安少年？”她皱起眉头，“这倒是新鲜。”
她当然见过印第安人——当然，每个美国白人都“或多或少”见过印第安人——至少她见到的不是照片或者头皮。
几年前去洛杉矶时，她在火车站月台的笼子里见过关在里面的印第安人，还活着。
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脸上涂着黑色的油彩，沉默地蹲在在笼子里，像雕像一样。
丈夫说，他们是“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袭击了白人定居点，现在被抓住了，要被处死或者卖掉。
她继续往下读。
小说的开头是一个叫“皮埃尔”的法国人的自述。
他在法属圭亚那的殖民政府工作，三十岁左右，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厌恶。
虽然阿比盖尔对殖民地的生活一无所知，但她能从皮埃尔的描述中，感受到那种闷热、潮湿、令人窒息的环境。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呆了七年。
整整七年！
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圭亚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这些巴黎的老爷们大概只知道两件事：
第一，这里是法国最大的罪犯流放地；第二，这里热得要命。
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有第三件事——无聊得要命。
热和无聊混在一起，就像把烈酒和泻药兑在一块喝，让你在迷迷糊糊中泡在一堆屎里。
就像我现在这样！
什么，你说干脆辞掉工作，回到法国。
嘿，我可不是索邦或者法兰西理工毕业的才子，我也没有一个当将军的爸爸。
在圭亚那，我每个月有210法郎的薪水能挣；但在巴黎，我只能赚150法郎。
不干活就没钱，没钱就不能喝酒，不能喝酒就得清醒地面对这个鬼地方——那还不如死了。
所以每天早上七点，我还是会爬起来，规规矩矩地穿上外套，步行二十分钟到殖民地政府的办公楼。
我们的办公楼是白色的，只有两层高，有像凡尔赛宫的廊柱，门口竖着旗杆，挂着三色旗。
设计的时候大概想弄出点法兰西的气派，但现在廊柱上早就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告示，连原来的颜色都看不清楚了。
内容无非是“某囚犯逃脱，悬赏五十法郎”、“某商人欠债不还，拍卖货物抵债”之类的屁话。
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朝西。下午太阳一晒，整个房间就成了烤炉。冰块？别做梦了。
这里的冰要2个法郎1磅，够我喝上一晚上的酒。
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写报告。
船运报告、移民报告、囚犯统计报告、物资清点报告……什么都报告。反正只用坐在桌子前，用墨水把纸填满。
然后把报告交给上司，上司再交给他的上司，最后大概会被锁在某个柜子里，永远不会再被翻开。
没有人真的在乎这些报告。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殖民地的唯一意义就是关犯人。
至于那些数字、表格、统计，都是做给巴黎看的。巴黎想看什么，我们就写什么。】
“流放犯、原住民、腐败的官员……上帝，那是什么地方？”看着小说里“皮埃尔”喋喋不休的自述，她轻声发出疑问。
随后，皮埃尔接到任务，要去医院询问一个海难幸存者——一个印第安人少年。
少年会讲英语，所以英语最好的皮埃尔被派去了。
看到这里，阿比盖尔笑了——这个设定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