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2月，隆冬。
寒风从哈德孙河口灌入，带着刺骨的湿冷，卷起码头边残存的稻草和废纸。
薄雾徐徐漫了过来，就在这片混沌之中，城市的轮廓若隐若现。
低矮的荷兰式山墙屋顶、教堂尖顶上的风向标、码头边林立的桅杆，以及那座不久前才被英格兰人更名为“詹姆斯堡”的要塞，这一切在晨曦中显得格外沉重。
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被印第安人称为“曼哈顿”（多山之地）的荒野。
就在那个时候，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被赋予在新大陆进行殖民贸易以及在非洲西部进行奴隶贸易的垄断权利。
当时，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巨大成功，西印度公司的资本募集格外顺利，不到三个月时间，便筹集了七百万荷兰盾的巨额资本，而东印度公司成立时的资本，也不过六百五十万荷兰盾。
无数的投资者举着钱袋子，争先恐后地往里面投钱，仿佛看到了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正从新大陆流向他们的口袋。
公司成立后，迅速展开了他们第一笔业务。
他们在哈德孙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扼守这处深水良港，以此作为连接着大西洋市场的枢纽。
随后，逆流而上，又建立了奥兰治堡，踞河流中游，通航便利，成为与印第安人进行毛皮贸易的中心。
哈德孙河两岸土质肥沃，非常适合开展农业生产，足以养活远道而来的殖民者。
不久之后，他们又在附近海岸发现了大量珍贵贝壳产出，公司将这些贝壳当作货币使用，从周边原住民手中换取了大量优质皮毛和物资。
这里的形式看起来是一片大好，比当时的英属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条件强多了，即便是瞎子，也可以看到这里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是，公司要给股东以回报，而且必须是巨额回报。
投资者们渴望立竿见影的“快钱”，他们把钱投进来，不是为了等上十年八年才见到利润，而是希望明年、后年就能分红。
于是，公司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了加勒比海的掠私行动，以及蔗糖和奴隶贸易上。
那些才是真正赚钱的买卖，一艘装满金银的西班牙宝船，抵得上哈德孙河十年的毛皮贸易利润。
这种逐利本性，注定了哈德孙河开发的悲剧命运。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西印度公司一度发展得顺风顺水。
在对西班牙的作战中，掠夺了很多装满金银财宝的西班牙船，并占领了一些岛屿。
更辉煌的是，他们夺取了葡萄牙在巴西的蔗糖产地，并在西非的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建立了贸易站，开展利润丰厚的黑奴贸易。
一艘艘奴隶船从非洲出发，穿过大西洋，将黑奴运往巴西和加勒比的种植园，再满载蔗糖和烟草返回欧洲。
每一个航次，都是数倍的利润。
与这些大生意相比，哈德孙河那点“慢钱”，自然被公司高层抛到了九霄云外。
当然，哈德孙殖民地的发展滞后，除了西印度公司高层的不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人不愿意移民海外。
当时的荷兰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繁盛的贸易、金融和工商业，到处是用人之地。
凡是稍有才能的，都能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或米德尔斯堡找到体面的工作，谁愿意背井离乡，跑到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吃苦？
只有在本土实在混不下去的失败者，才会选择移民海外。
哈德孙河岸的新荷兰殖民地，因此有了一个不太光彩的称号，“联合省的救济院和孤儿院”。
因为这里的移民主体，大多是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和无依无靠的孤儿。
不过，作为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的商业港口，加上荷兰人对贸易宽松的管制，这里拥有一种畸形的繁荣。
耶稣会教士曾惊讶地发现，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操着十七种语言，德语、法语、瑞典语、丹麦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各种腔调混杂在一起，像一座语言的大锅炖。
公司派驻的总督用一种毫不掩饰的鄙夷语气，形容他治理下的居民是“各国的渣滓”。
的确，这些人都是在荷兰本土或欧洲实在混不下去，才跑到海外避难的，包括欠债不还的、刑事犯、强奸犯、诈骗犯，总之没有一个好东西。
而且，在这些恶棍中，海外发展的第一选择往往是东印度公司，第二选择才是西印度公司。
即便选择了西印度公司，也是稍微优秀一点的被派往加勒比海和巴西，只有被淘汰下来的才会被分配到哈德孙河。
经过“层层筛选”，这里的居民可不就是渣滓中的渣滓，或者叫超级渣滓。
而任职的总督及各层殖民官员，同样是被公司筛选过的“渣滓”。
真正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谁会愿意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就任？
在这种情势下，整个殖民地的治理情况乌烟瘴气，贪污腐败也是层出不穷。
公司派驻的总督，往往在任期内捞得盆满钵满，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摊子。
尽管如此，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的贸易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很快成为美洲地区最大的皮毛中介商。
每年冬天，印第安人划着独木舟，沿着哈德孙河顺流而下，带来成捆的海狸皮、水獭皮、狐狸皮，换取荷兰人的毛毯、铁锅、火枪和朗姆酒。
到了春夏之际，这些皮毛被装上船，运往欧洲本土，在那里卖出高价。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种局面并不稳固。
因为这里的人口，大部分都是流动的商人和水手，固定居民很少。
他们唯利是图，随时可以收拾行李，登上一艘商船，去别处另起炉灶。
一旦发生战争，这帮人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多半会脚底抹油，逃之夭夭。
果然，去年五月，英格兰本土调派了一支舰队进抵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未予任何抵抗，便将整块殖民领地交给了英格兰人。
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请求英格兰人保护领地内所有移民的财产权，尤其是他们在西印度公司统治期间，非法圈占的大量土地。
英格兰人欣然同意了。
于是，这些荷兰的财主们就欢欢喜喜地投降了，并向英格兰国王宣誓效忠，然后继续享受昔日的贸易特权和土地收益。
对他们来说，换一面旗帜挂在自己的屋顶上，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能继续赚钱，谁来统治都一样。
英格兰人在夺下这块荷兰殖民地后，将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新约克，哈德孙河中游以荷兰执政家族命名的奥兰治堡，也被换成了英格兰名字，奥尔巴尼堡。
此外，在新约克西南部的一片非常适宜耕种的土地被约克公爵划了出来，用以酬谢流亡期间给他帮助的两位好友，乔治·卡特利特爵士和约翰·伯克利男爵。
这两位也都是美洲开发工作的爱好者，卡特利特为了纪念自己年轻时在一个叫泽西的小岛服兵役的经历，还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新泽西（此为新泽西殖民地的开端）。
英格兰人在接管后，基本保留了荷兰统治期间的诸多治理模式，比如九人议会的地方议事框架、市政管理委员会、两级审判法庭，以期平稳过渡。
不过，为了削弱荷兰人的影响力，英格兰人废除了原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设立了约克公爵关税署，在港口安排专人征收进出口关税，所有出入商船必须登记报备交税。
同时，他们取消了贸易限制，积极引进新英格兰地区的贸易商和运输商，试图打破荷兰人的长期商业垄断地位。
然而，此举遭到了不少荷兰商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声称自己所拥有的贸易垄断权，是此前通过公开拍卖，花了高价才获得的。
有些人甚至拿出了当年的拍卖凭证，纸张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若是贸然引入外来竞争者，他们的利益会大受损失。
为此，整个殖民领地陷入了一场持续数月的争执和混乱。
市议会的会议上，荷兰商人们拍着桌子，脸红脖子粗地与英格兰官员争辩。
酒馆里，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这件事，空气中弥漫着不满与焦虑。
不少荷兰商人还公然宣称，若是英格兰殖民当局执意废除他们的商业垄断权，他们会毅然离开这里，转而前往新属东隅领地。
他们相信，新华人对他们的到来，一定会极为欢迎。
那里不仅有广阔的土地，还有繁荣的贸易，而且新华人对商人的态度一向友善。
面对僵局，被约克公爵任命的殖民总督理查德·尼科尔斯权衡再三后，选择了妥协。
他宣布，荷兰人原拥有的商业垄断权可以继续保留三年时间，期限届满后则自动废止。
但他又做出规定，新约克境内的所有商人在从事贸易往来时，必须遵守殖民地颁布的《公爵法典》，缴纳进出口关税，严禁走私，也严禁直接与荷兰及其他欧洲国家通商往来，只能经英格兰本土周转。
不过，素来自由惯了的荷兰商人，明显不会严格遵从英格兰人定下的诸多规矩。
对他们来说，规矩是用来绕过去的，法律是用来钻营的，而不是用来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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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姆斯堡内的总督府，理查德·尼科尔斯总督坐在壁炉旁的一张扶手椅上，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账簿，一页一页地翻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