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三年，三月初八（1650年4月18日）。
天刚蒙蒙亮，西长街的石板路上便已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
这条街东西横贯华亭县城，从东门披云楼一直延伸到西门谷阳楼，号称“十里长街”。
此刻晨曦初透，薄雾尚在屋檐瓦楞间流连，沿街的店铺却已纷纷卸下门板。
布庄的伙计打着哈欠把成匹的松江标布搬上柜台，染坊的学徒挑着水桶去河边打水，早点摊子的炉火已经烧旺，蒸笼里白汽腾腾，混着炊饼的焦香飘散在清晨的空气里。
华亭县，松江府附郭首邑。
这座城周回九里九十三步，城墙高二丈三尺，设陆门四座--东披云、西谷阳、南集仙、北通波。
水门亦有四座，月城巍峨，护城河宽十丈、深七尺，引黄浦江水灌注，终年不涸。
秀州塘穿城东西，仓河、通波塘等南北支河纵横交错，在城中织成一张密布的水网，舟楫往来如梭。
“一河两街、十字港”的格局，让这座东南雄邑处处可见石阶码头、时时可闻摇橹之声。
城西大仓桥一带，更是整座府城命脉所在。
崇祯八年大修之后，十字河、石板桥、四座城楼巍然屹立。
仓城内仓廪鳞次栉比，专储漕粮与白粮，号为“西仓卫”，乃天下一等一的大官仓。
每年秋粮时节，千百漕船在此集结，经泖河入黄浦，转运河浩荡北上。
七十三万五千石秋粮（含折色）、五万石白粮、二十三万三千石漕粮（弘治年间核定的税赋总额）--这是华亭一县每岁需解的数额，占松江府赋税的近八成，压得这江南最膏腴之地亦不免喘息沉重。
但华亭也扛得起。
因为这里是“衣被天下”的所在。
十里长街上，布庄鳞次栉比。
“金记”、“隆顺”、“万源”……招牌幌子层层叠叠。
松江大布、标布、中机、小布，从各家店铺里涌出来，堆满了柜台，挂满了门面。
青布、蓝布、白布、印花布，成匹成匹地码着，等着南来北往的客商。
京师的标客、湖广的贩子、闽浙的海商，带着成箱的银两涌进这条街，又驮着成捆的布匹离去。
轧花坊、纺纱坊、织布坊、染坊、踹坊、包装坊，沿着市河两岸密密地排列着，机杼声从早响到晚，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从不停歇。
那些布，销往南北直隶、销往湖广江西、销往闽浙粤桂，也销往海外，琉球、朝鲜、日本、吕宋、巴达维亚，乃至更远的新洲大陆。
时人谓：“松郡一邑之出，足当天下帛纩之三。”
此言或属夸张，然“衣被天下”四字，确无人敢驳。
松江府署在爱民桥北，华亭县署则在望云桥北，规模宏敞，屋宇森然。
府县衙门、粮道、税课司、布业公所，都集中在城中，每日里进出的胥吏、候见的士绅、缴纳赋税的粮长、请领引票的商贾，络绎不绝。
东南、东北两隅，是士绅聚居之区。
徐阶的旧宅还在，董其昌的故园犹存，高墙深院，朱门紧闭。
西北、西南，则是平民与作坊区，低矮的屋檐挤挤挨挨，炊烟与染坊的黑烟混在一处，飘散在城厢上空。
府学、县学、云间书院，都集中在城东南。
每日清晨，青衿学子捧着书卷从各处巷口走出，脚步声踏碎了石板路上的薄霜。
那些年轻的面孔里，有徐家的子弟、董家的后人、夏家的儿郎，也有从寒门苦读出来的秀才、廪生、贡生。
整个华亭，就是一座活的、沸腾的、一刻也不肯停歇的江南重埠。
三十余万人口挤在这座九里之城内外，士绅、布商、牙行、作坊主、工匠、脚夫、漕户、农民、流民。
生齿浩繁，居民稠密，说它是东南大都会，绝非虚言。
但繁华底下，是沉重的赋税。
华亭一县，独担松江府税赋六成有余。
每岁实征折色银一百零五万至一百一十四万两，含粮折、布折、三饷加派，亩均税负，为他县数倍。
民力困竭，逃亡日增，拖欠的赋税一年比一年多。
漕粮、白粮、布税、三饷，一层层压下来，压得这座最富庶的县城喘不过气。
可它还是最富庶的。
瘦死的骆驼，终究比马要大。
更何况，崇祯十八年（1645年）之后，又有一股新的活水注入了这座繁华大邑。
那一年，朝廷谕旨，对海外新洲藩国开松江市舶，允其商船入口贸易。
最初不过寥寥数船，试探性地泊于黄浦江畔。
卸下来的货物稀奇古怪：精炼的钢条、厚实的呢绒、透亮的玻璃器皿、晶莹的砂糖，成箱的罐头食品，还有那些成色极佳、花纹精美的“船洋”。
装回去的，则是松江的棉布、湖州的生丝、景德镇的瓷器、徽州的茶叶。
四年过去，一切已悄然改易。
南关外，新洲人租下了整片货栈仓场，立起“新华驻大明江南商务总馆”的招牌。
那是一座占地十余亩的连片铺面，前店后库，两侧厢房改成账房和栈房，后院辟为货场。
每天进出的货物堆积如山，操着各地口音的商贾进进出出，伙计们抬着货箱穿梭不停，算盘声从早响到晚。
西长街上，隔三差五便有新洲人的商船到港。
黄浦江边的码头上，卸货的脚夫排成长队，扛着沉重的货箱沿着跳板上上下下。
箱子打开时，白花花的银元在阳光下耀眼生辉。
那些银元流入华亭，流入布庄、粮店、染坊、踹坊，流入牙行、钱铺、票号，流入每一个与棉布相关或不相关的角落。
有人估算过，新洲人每年流入松江的白银，少说也有三十万之数。
这数十万两白银，像滚热的油倒进冷锅，把整座县城都炸得沸腾起来。
粮商说，新洲人要采买粮食，每年十几万石，银子现付，从不拖欠。
布商说，新洲人要收购棉布，专挑上等松江大布，一订便是满舱。
作坊主说，新洲人订的流民所需铁锅、农具、日用器皿，数量大、要求高，给的价钱也好。
脚夫说，新洲人雇人扛货，工钱日结，分文不短。
就连街边卖炊饼的老王头都说，这几年生意好做了。
那些新洲商站的伙计，早晨来买炊饼，一买就是四五十个，说是给站里当差的弟兄们吃的。
白银滚滚而来，人心也渐渐变了。
去年春天，西长街中段忽然挂出一块新招牌--“新洲银行”。
那门面原是本地一家老字号绸缎庄的铺子，三间阔，两层楼，朱漆门柱，青石台阶。
新洲人盘下来后重新整修了一番，门面还是那个门面，但窗棂换成了透亮的玻璃，柜台换成了光滑的硬木，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木牌，用工整的楷书写着各项业务：
“金银汇兑、存款取息、抵押借贷、票据托管。”
“存银计息，年息五厘分至五分。存期愈长，息钱愈厚。”
“借贷取利，月息最高三分。”
那木牌挂出来第一天，整条长街为之哗然。
“存银给息？”有人瞪大眼睛，“这是钱铺，还是善堂？”
“放贷月息三分？”有人掰着指头算，“这不就是两百多年前洪武爷定的规矩？咱们这儿的钱铺，哪个不是三分五、四分起？”
“别是唬人的吧？”
但新洲银行没唬人。
而且，童叟无欺。
木牌悬出首日，整条长街为之哗然。
有人试存二两，半年后取，果真得息一钱二分。
有人急用银钱，以田契为押，借五十两，月息二分五厘，规规矩矩，无丝毫额外克扣。
风声走传，存银者日众。
初时是小贩挑夫，三五两、十数两地存。
继而布庄主、染坊东家，三五百、上千两地存。
再后来，那些高墙深院里的缙绅之家，亦遣管家悄然抬箱运筐，将成封的银两存入。
新洲银行柜台上，算盘珠声从晨至昏不绝，银库之中，白花花的银两堆叠如山。
但有人不乐意了。
华亭县城里，做钱铺、票号生意的，少说也有三十几家。
大的如源丰、恒裕、德成，小的如永泰、和盛、信昌，各有各的靠山，各有各的路数。
他们做的是银钱生意，吃的就是利差。
存银收保管费，放贷取高息，这可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新洲银行这么一搞，不是砸了整个钱铺、票号的生意吗？
源丰的孙掌柜头一个坐不住了。
他找到恒裕的李掌柜，两人在茶楼里嘀咕了半日。
第二天，又约了德成的王掌柜、永泰的赵掌柜，以及永泰、和盛等十余家小票号主事，在一家不起眼的酒馆里碰了头。
“新洲藩人这是要抢咱们的饭碗。”孙掌柜开门见山。
李掌柜皱着眉头：“存银给息，放贷低利，长此以往，谁还往咱这儿存钱？谁还来咱这儿告贷？”
王掌柜冷笑：“人家财大气粗，赔得起。咱们赔得起吗？”
赵掌柜叹气：“可又能怎样？那是新洲藩商，有朝廷旨意，有市舶司撑腰，听闻与阁部几位老大人亦有往来。而且，人家在江南士林中还有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名声，咱们能怎么着？”
孙掌柜沉默片刻，缓缓道：“硬碰不行，那就……让他自个儿栽跟头。”
他把声音压得极低，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几个掌柜面面相觑，半晌，李掌柜缓缓点头：“这法子……倒是可行。”
“稳妥吗？”王掌柜还有些迟疑。
“稳妥。”孙掌柜笑了，“又不是咱们动手，是那些存钱的百姓自个儿要取钱。新洲人要是兑不出来，那是他们自个儿没本事，怪得了谁？”
去年八月，这个阴谋便开始酝酿铺垫。
半年多来，他们暗中使人散布流言，说新洲银行的金库是空的，存的银子都被运回新洲本土了。
还说新洲人根本不是来做生意的，是来骗大明百姓的血汗钱的，说那一分、两分的利息是诱饵，等鱼上了钩，饵就没了。
流言像水上的油花，慢慢扩散开来。
起初没什么人在意。
但听得多了，总有人心里犯嘀咕。
那些存了钱的，不免私下打听，新洲银行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银子？
要是一窝蜂去取，他们兑不兑得出来？
到了今年二月初，流言忽然汹涌起来。
有人言之凿凿，说亲眼看见新洲银行的伙计半夜往外抬箱子。
有人说在码头上听见新洲水手议论，说船就要开了，银子也要跟着走。
还有人拍着胸脯保证，他侄子的连襟在新洲银行做账房，亲口说的，库里的银子只剩个底了。
更有人说，新洲人将银子都拿去当做军费，征召了不少战船和士兵跟郑芝龙干仗了。
三月初八这一天，挤兑终于爆发了。
廖猛是在市舶司衙门接到消息的。
他正在和市舶官员商议下一批商船的入港章程，以及移民船溯江而上，至安庆、九江等战乱地区收拢流民事宜，一名随从匆匆进来，附耳低语了几句。
他面色不变，只点了点头，起身告了个罪，便带着两名护卫出了衙署。
从市舶司衙门到华亭县城，不过七八里路。
他策马而行，不到两刻钟便赶到了西长街口。
远远的，他便看见了那条长队。
自银行门前，迤逦排出四五百步，乌压压人群攒动，喧嚷之声沸反盈天。
有嘶喊的、有咒骂的、有捶胸哭诉的、有高举存单向前推挤的。
“新洲藩人骗钱啦！”
“还我银子！”
“库里没钱啦，大家快取啊！”
那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引得街上行人纷纷驻足观望。
有人摇头叹息，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挤在人群里煽风点火。
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索性歇了生意，立在道边看起热闹。
廖猛勒住马，静静看了一会儿。
银行门口，几个伙计正满头大汗地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