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数省经连年战乱、饥荒、瘟疫，赤地千里，十室九空，虽天灾渐消，但农业恢复缓慢，仍流民遍地，盗匪蜂起，社会秩序远未恢复。
各地军镇，除辽东关宁外，大同总兵姜瓖自乙酉年叛离顺军、重归大明后，亦是拥兵自重，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索饷要粮从无餍足，是北边另一个潜在的威胁。
江南士绅富户，利用朝廷权威削弱、法纪松弛之机，想尽办法拖欠赋税、隐匿田亩、转嫁负担，朝廷征税异常艰难，实际岁入远不及账面数字。
而为了应对内外危局，重建一支完全由朝廷中枢控制的武力，他力主编练的“新军”，虽已初具规模，在与顺军、楚逆小规模接战中表现尚可，初步积累了实战经验，但粮饷、器械、训练，无一不是吞噬银子的无底洞，且远未到可堪大用的地步。
桩桩件件，皆是燃眉之急，皆是心腹大患。
朝廷如今，就像一个病入膏肓、失血过多的巨人，急需喘息之机，急需稳住一处，方能集中力量对付另一处最致命的威胁。
若能按住辽东清虏这个最大的外部威胁，哪怕只是暂时的，带来的战略缓冲价值也将无可估量。
每年投向关宁诸镇那高达数百万两的“辽饷”，是不是就能酌情削减、暂缓，或将其部分转用于新军建设、西北平叛、漕运整顿？
辽东战事缓和，是否就能以“入关平叛”、“拱卫京师”、“协剿贼寇”等名义，尝试抽调部分关宁军南下，让他们去跟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部拼命？
此乃驱虎吞狼、以贼制贼、消耗其双方实力的上策。
数年前，那位将国事兵事搞得一团糟、最终身败名裂的原任内阁首辅兼兵部尚书杨嗣昌，其提出的“攘外安内”之策，在洪承畴看来，核心思路并无大错，只是用人、用兵、施政皆谬而已。
如今局势，此策更为迫切，那就是必须先平定内部叛乱，解决漕运、财政、民生等痼疾，恢复元气，届时再腾出手来，无论是北定辽东，西抚蒙古，都将从容得多。
可是，那帮关宁军头，那些朝廷用无数粮饷供养了数十年的“国之干城”，为了他们那一亩三分地的私利，为了保住他们割据辽西的地位，为了每年那几百万两可以上下其手的辽饷，竟然要破坏这和谈！
他们难道不知道，朝廷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辽东的平静吗？
他们难道不清楚，一个稳定的辽东后方，对朝廷实施“安内”大计是何等重要吗？
他们当然知道！
正因为他们洞悉朝廷的困境和意图，所以才要千方百计阻挠。
这是赤裸裸的将个人和集团私利置于国家安危、社稷存续之上的悖逆行径。
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四年前，京师解围后，朝廷明知吴三桂、高第、王廷臣等人“勤王”过程中的种种劣迹，乃至临阵脱逃、诈取粮饷、拥兵抗旨等大罪，却不得不捏着鼻子，下旨“嘉奖”、“抚慰”，甚至将“戴罪立功”的高第、王廷臣分别转任为蓟州、宣府总兵，就是为了稳住他们，不使辽东防线瞬间崩溃。
朝廷对关宁军，早已是既用且防，既恨且惧。
这几年来，关宁军对清虏有何像样的战果？
除了依仗坚城自保，可曾组织过一次像样的反攻，收复过一寸失地？
战报上那些所谓的“斩获”，多是些小队哨探之间的零星冲突，斩首不过数级、十数级，于大局何补？
反倒是朝廷原本不甚看重的辽南镇和东江镇，在新洲人的支持配合下，频频出击，不断袭扰清虏后方，挤压其战略空间，甚至还夺回了海州、占据了鞍山驿等要地，真正威胁到了辽阳。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更是让洪承畴对关宁军这群“军头”的观感恶劣到了极点。
辽东战事持续数十年，以祖大寿为首的辽西将门，早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
吴三桂、夏承德等后起之秀，亦是野心勃勃，难以驾驭。
此辈不除，关宁集团不加以分化、瓦解、削弱，将来必成大明心腹之患，甚至可能反噬朝廷，上演唐末藩镇割据之故事。
这一点，洪承畴心知肚明，也一直在暗中布局。
四年前，他除了不得不安抚关宁旧将，更力排众议，顶住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朝中非议，以守卫京师表现尚可的京营为骨架，抽调各地忠勇之士，开始编练完全由朝廷直接掌控的“新军”。
他要重建一支真正属于朝廷的刀把子！
如今数年过去，这支新军通过对顺逆、楚逆的小规模拉锯、剿抚，已渐渐磨砺出一些战力，人数规模也达三万余，虽远不足以横扫天下，但已成为朝廷手中一枚重要的棋子，也是未来制衡乃至解决关宁军问题的希望所在。
在洪承畴心中，已有一个经过反复推演且相对清晰的战略排序，先击破实力相对最弱、但威胁漕运的罗汝才“伪楚”政权，肃清湖广、江西，稳固南方这个财赋根本之地。
随后，会同川中明军及地方武装，水陆并进，解决盘踞川蜀的献贼。
最后，挟平定西南之威，调集举国之力，北上山陕，与李自成进行战略决战，彻底铲除这个心腹大患。
只要内部平定，朝廷便能重新整合资源，恢复元气。
到那时，辽东问题，是战是和，是抚是剿，皆可由朝廷从容定夺。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绝不允许辽东出现任何变数，绝不允许关宁军那帮蠹虫为了一己私利，破坏这难得的与清虏达成暂时和平的机会。
和谈必须成，至少，要营造出和谈在即边患将息的态势，为他的“安内”大计争取宝贵的时间和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条件。
洪承畴缓缓睁开眼，俯身将地上散落的密报一页页捡起，重新理好，放在公案一角，用镇纸压住。
然后，他提起笔，在一张空白的题本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吹干墨迹，沉声道：“来人。”
一名中书舍人应声而入，垂手侍立。
“持我名帖，速请兵部张尚书至文渊阁议事。”洪承畴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阁老。”中书舍人双手接过名帖，躬身一礼，转身疾步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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