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二年，九月初七（1649年10月12日）。
九月的京师，秋意已深，风中带着萧瑟的寒意。
紫禁城东南隅的文渊阁，作为大明内阁处理机要政务之所，其建筑本身却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局促与陈旧。
主体建筑“房旧只四间”，空间极为有限，与它所承载的帝国中枢职能颇不相称。
早年阁臣人多时，位次靠后者甚至需在“房后黑间坐，昼燃烛”，处理公务时白天亦需点灯，其昏暗压抑可见一斑。
薛国观在任时，曾命人增开窗牖、疏通门径、粉刷墙壁，略作改善，方能勉强维持这帝国中枢的日常运转。
目前，一间最为宽敞的房屋，便是当朝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洪承畴的公事房。
相较于同僚，此处确算得上“窗明几净”。
内外两间，以一道镂空花罩隔开。
外间略小，设有几张桌椅，供中书舍人及属官侍候、传递文书之用。
内间则是洪承畴处理机务、召见大臣之所，宽大的紫檀木公案上，文牍堆积如山，一方端砚、数管紫毫、笔架、笔洗、镇纸、印泥一应俱全，摆放得一丝不苟。
最为难得的，是那几扇朝向东南的窗户，竟镶嵌着数块产自“新洲”的透明平板琉璃。
这在京师，尤其是宫禁之内，亦是稀罕物，阳光透过洁净无瑕的琉璃，毫无阻碍地洒入室内，将公案一角映照得亮堂温暖，与窗外庭院中摇曳的竹影形成鲜明对比。
此刻，洪承畴正端坐于公案之后，手中持着一份由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亲送、以火漆密封的紧急密报。
密报来自辽东，内容详实，甚至提到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论，显然经过了多方查证。
起初，他阅读时神色尚算平静，只是眉头微微蹙起。
然而，随着目光在字里行间移动，他脸上的肌肉渐渐绷紧，握着纸张的手指关节开始发白，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
读到某处关键段落时，他眼中寒光一闪，胸膛勐地起伏了一下，随即竟“啪”地一声，将那份密报狠狠掼在青砖地面之上。
外间侍立的几名内阁中书舍人，还有正埋头抄录文书或整理卷宗书吏，闻声皆是浑身一颤，下意识地停下手中动作，面面相觑，眼中皆是惊疑与惶恐，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阁老发怒了！
自洪相入主文渊阁、总理朝政以来，虽以勤勉刚毅着称，但极少在公开场合如此失态，做出这般摔掷文书的举动。
不知又是哪里送来的文书触了阁老的逆鳞？
是西北顺逆又生事端？
还是西南献贼出川了？
或是江南的税银又没凑齐？
内间，洪承畴胸膛剧烈起伏，面色铁青，盯着地上那几页散落的纸张，仿佛那不是情报，而是几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口发疼，怒火中烧。
他闭上眼，深吸了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但那怒火却在胸中不断奔涌，几乎要破腔而出。
密报内容，正是关于辽东关宁诸镇，以祖大寿、吴三桂、夏承德等人为首的军头，竟在锦州秘密集会，商讨如何破坏、阻挠清虏向朝廷乞和之事。
其中，甚至提及了可能以极其恶劣的手段，诸如袭杀使者、制造事端等等。
“鼠目寸光！”
“狼子野心！”
“悖逆之尤！”
洪承畴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声音低沉沙哑，蕴含着无尽的愤怒与失望。
他岂能不知清虏如今处境？
松锦、天津两场大败，早已打断了清虏的嵴梁，重创了其最核心的八旗军力。
多方密报，乃至与清虏有暗中贸易往来的商贾，传回的消息都印证了这一点，其内外交困，元气大伤，粮草匮乏，军械短缺，内部怨声载道。
此次主动乞和，绝非诈术，实是奴酋代善、济尔哈朗等人穷途末路之下，为求一线生机的无奈之举。
这一点，洪承畴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看得清又如何？
大明自身的麻烦，比之清虏，只多不少，且更为致命。
西北，李自成之顺逆虽退守山陕，却未消散，反而“开科取士，建制设官，劝课农桑”，俨然已成割据之势，且不时东窥，威胁晋豫。
西南，献贼的西逆盘踞川蜀，建国称制，北攻汉中，东击湖广，搅得西南天翻地覆。
湖广、江西之地，罗汝才也打着“大楚”旗号，拥兵自重，割据州县，搅得南方重要财赋区不得安宁，严重影响漕粮征收和赋税北运。
这三大寇，如同三把插入大明腹心的利刃，日夜放血，消耗着大明本已不多的元气。
内政、财计更是千疮百孔。
漕运因黄淮水患、战乱破坏以及沿线治安不靖，时断时续，江南财赋北运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