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年8月2日，盛京，礼亲王府。
王府深处，名为“静思斋”的书房内，格栅木门紧闭，隔绝了外界的暑热与喧嚣，只留了几扇高窗透进些许天光。
一张宽大的紫檀木书案后，坐着如今大清两位最有权势的人物--摄政礼亲王代善和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
代善已年过六旬，须发尽白，昔日雄健的体魄如今只剩下松垮的骨架，裹在略显宽大的石青色团龙纹亲王常服里。
他脸上皱纹深刻，老年斑点点，眼袋沉重，只有那双偶尔抬起的眸子深处还残留着历经权力风雨的机心与城府。
他端着一盏青瓷茶杯，杯中茶汤色泽暗黄浑浊，可见冲泡多次，茶叶梗多叶少，早已淡而无味。
他却恍若未觉，只是极其缓慢地将杯沿凑到干裂的唇边，轻啜一口，目光垂落在面前桌案上摊开的一份军报上。
那是数日前从辽阳送来的，关于鞍山驿失守及豫亲王多铎救援失利的详细呈文。
坐在他对面的济尔哈朗，年纪稍轻，约莫五十许，圆润的面庞上刻着深深的忧思纹路。
他同样捧着一盏茶，却明显心不在焉，目光不时从代善脸上移开，飘向紧闭的窗户，或落在博古架上那些珍贵的古玩上，手指轻轻摩挲着温润的瓷杯壁，似乎在心中权衡着什么。
书房里寂静得可怕，只有两人偶尔啜吸茶水的细微声响，以及窗外单调恼人的蝉鸣。
“睿亲王……那边，是个什么章程？”沉默了足有半盏茶功夫，代善终于放下茶杯，抬起眼皮，声音沙哑而低沉。
他没有看济尔哈朗，目光依旧停留在那份边报上“损兵千余，铳炮凶猛，乞援粮械”的字样上。
“哦，睿亲王……”济尔哈朗闻言，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也将茶杯轻轻搁在桌上，“他说……一切但凭二位摄政王兄做主，他无有任何异议。”
“嗯？”代善的眼睛倏地眯成了一条细缝，嘴角扯了扯，似笑非笑，“他倒是……越发懂得‘谦让’了。”
代善已是六十七岁的高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时常被咳疾和腿脚酸痛困扰，但权力这副最猛烈的“兴奋剂”，却像一剂强行点燃生命余烬的猛药，支撑着他拖着这具老迈破败的身躯，死死钉在这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上。
他不愿抽身，不甘抽身，也不能抽身（历史上，这位在多尔衮掌权后迅速被边缘化的大贝勒死于1648年）。
因为，乙酉年多尔衮的惨败而归和随后的权力洗牌，使得他与济尔哈朗得以重新执掌大清最高权力，成为了这艘在惊涛骇浪中剧烈颠簸的破船实际上的掌舵人。
是的，乙酉年。
那个该死的乙酉年。
多尔衮，这个曾经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十四弟，趁着李闯顺军围困北京、天下震动之际，以为“天赐良机”已至，力排众议，亲率数万八旗精锐偷偷入关，想去攫取那颗垂涎已久的“中原果实”。
却不料，先后在大沽口和天津城下被新华军和明军联合击退，折损兵马五千余。
在北撤途中，因为粮草不济、军心涣散，沿途饿毙、伤病遗弃的兵卒，又有四千之众。
两相加起来，整整折了近万八旗甲兵。
消息传回盛京，举朝震骇，八旗各部哗然。
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惨败，更是对老汗和先帝数十年艰辛攒下的宝贵”本钱”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各旗旗主、固山额真、贝勒、贝子红着眼睛，将矛头对准了狼狈逃回的多尔衮，要求予以严惩，甚至有人喊出了“夺爵圈禁”、“以死谢罪”的激烈言辞。
虽然后来，在两白旗嫡系以及一些与多尔衮利益攸关的王公大臣极力转圜、陈说“国难当头，不宜自损大将，动摇国本”之下，勉强保住了多尔衮的宗室地位。
但随后召开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依旧对多尔衮做出了极其严厉的处罚：降爵为郡王，罚没其名下所属十五个牛录，并责令其个人掏出一万五千两白银，用以抚恤在此战中损失惨重的各旗眷属，以平息众怒。
经此一役，多尔衮个人威望扫地，政治资本几乎耗尽。
昔日的咄咄逼人、乾纲独断、隐隐有凌驾于幼帝福临和两位“辅政叔王”之上的气势，荡然无存。
他变得深居简出，称病不朝，在公开场合也愈发沉默寡言，昔日的锋芒与锐气，仿佛一夜之间被那场惨败和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彻底磨平。
而他代善和济尔哈朗，则趁此千载难逢之机，联手从灰头土脸的多尔衮手中，夺回了原本就属于“摄政”名分的大部分关键实权--八旗任免、粮饷调配、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和部署权。
代善甚至能感觉到，当自己再次坐在王府中，审阅着从各地发回的、盖着各旗印鉴的文书时，那久违的、令人颤栗又沉醉的权力滋味，是如何让沉寂的血液都微微沸腾。
然而，这重新攫取的权力，带来的绝非仅仅是掌控的快意，而是沉甸甸的千钧重担，是面对一个前所未有困局时，那深切入骨的无力感与焦灼。
从松锦那场旷日持久、最终惨淡收场的消耗战，到乙酉年天津城下猝不及防的惨败，短短三四年间，我大清损失的总兵力超过一万八千。
虽然其中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占了多数，可作为国族根本的满洲八旗，也实实在在地折了七八千甲兵。
这不仅仅是数字，是多少个满洲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是多少个牛录出现了难以弥补的空缺，是多少个经验丰富、能征善战甲喇、梅勒章京甚至更高阶层的将领，永远地倒在了关内的土地上。
元气大伤？
何止是伤，简直是抽筋拔骨，伤了根本！
因为，这些损失的兵力，根本无法获得应有的补充。
在这种情况下，我大清朝廷上下无论愿意与否，达成的唯一共识便是必须“休养生息”，舔舐伤口，慢慢恢复实力。
等待。
等待中原出现更大的乱子，等待那或许会再次出现的“有利转机”。
幸运的是，大明朝廷那边的麻烦，比他们只多不少，甚至更为致命。
李自成的顺军在饱掠一番撤围北京后，并未像以往流寇般消散，反而退回山陕，扎下根来，整顿地方，恢复农耕，建制设官，开科取士，俨然一副要在西北裂土封王、与大明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架势。
张献忠的大西军盘踞四川，北攻汉中，东击湖广，南侵云贵，闹得西南天翻地覆。
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流寇首领，如罗汝才之流，也在湖南江西站稳脚跟，建制称王。
大明境内，真正是群雄并起，烽烟遍地，崇祯皇帝和他的朝廷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来理会关外这个已经被打断脊梁的“大清”？
这好歹让盛京城里的王公贝勒、旗主大臣们，稍稍松了口气，觉得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可以关起门来，不必担心明军大举出关讨伐，慢慢“恢复”元气。
可是，“恢复”二字，谈何容易？
辽东这片土地，天寒地冻，农业技术落后，产出有限。
当年老汗和先帝在时，仅凭辽沈之地，就根本无法养活日渐膨胀的八旗人口和掠来的大量包衣，必须依靠对朝鲜的勒索、对蒙古的贸易，以及对大明关内的“打粮”，才能维持这个军事政权的正常运转。
如今呢？
朝鲜？
那个昔日的藩属国，早已被新洲人、东江镇、还有孔有德所建的靖东镇，像切肉一样分割得七零八落，王权沦丧，国力凋敝，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孝敬”宗主国？
抢掠关内？
这个曾经让无数八旗子弟热血沸腾、让各旗主贝勒盆满钵满的“传统项目”，如今想起来都让代善心底发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