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6年1月14日，通江堡。
西班牙人所称的“那座墨西哥湾的新华据点”其实并不在海边，而是位于内陆九十余公里的大江之畔。
那条大江宽阔而浑浊，从北方的密林深处蜿蜒而下，在此处拐了一个近乎直角的弯，然后继续朝东南方向流去，穿过大片的芦苇荡和咸水沼泽，最后注入浩瀚的墨西哥湾。
这条大江四季不冻，水量充沛，潮汐能逆流而上直抵河湾处，这使得吃水较深的远洋船只也能顺着河道溯流而上，稳稳地停靠在据点新建的码头上。
而且，这座据点已经建立了一年零八个月，已经初具规模。
从第一根木桩被夯进湿软的泥土开始，到如今四十多排木板屋齐整排列、河岸堤坝绵延数百米、居民炊烟袅袅，这片原本只有大片芦苇丛和成群鳄鱼的河湾高地，已经被新华人生生改造成了一座拓殖小镇。
晨曦微露，在堡子北侧的一间木板屋里，老强尼被冻醒了。
木板屋的缝隙里灌进来的风，贴着地面扫过，让他忍不住打了几个哆嗦，下意识地将裹在身上的那条薄毯子紧了紧。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依然是每天清晨醒来后熟悉的景象，头顶是灰白色的松木天花板，被潮气浸得发暗，几处接缝的地方还渗着细密的水珠。
木板屋很大，足有三十步长，十步宽，两侧各搭了一排通铺，铺面上铺着干稻草和粗麻布，挤挤挨挨地睡了将近四十个人。
此刻那些人正在陆续醒来，咳嗽声、喷嚏声、翻身的吱嘎声、压低的咒骂声，混响成一片嘈杂的嗡鸣。
老强尼愣了一会神，也坐了起来，膝盖发出一声干涩的脆响。
他在海上做了二十五年的水手，其中十二年是跟着私掠船--嗯，说得直白点，就是海盗，在“猎物”众多的加勒比航线上讨生活。
他见过西班牙大帆船满载白银从哈瓦那出发时被他们拦腰截断的场面，也见过船上的水手在甲板上哭喊着被驱赶到一边，等着被搜刮完毕后扔进海里。
他曾幻想自己能存下一笔足够养老的钱，在某个加勒比小岛的背风港湾买一间酒馆，安然地度过余生。
却没想到，八个月前，他所在的“海豚号”意外地撞上了两艘新华海军战舰。
最后的结果，毫不意外，他们没有逃脱，连船带人被新华人俘虏了。
他们所有人被运送到哈瓦那暂时关押，新华人在甄别出了船长、大副、水手长、枪炮长等高阶船员后，将他们悉数吊死在港口码头的绞架上。
老强尼当时被绑在人群后排，眼睁睁看着那几个人在绳套里挣扎、抽搐，最后无力地瘫软下来。
他害怕极了，以为自己要不了多久，也会被他们吊死。
可关押了一个月后，他跟一群海盗如同货物般被塞入一艘武装商船的底舱，在黑暗和呕吐物的气味中航行了十来天，送到了这个位于大河拐弯处的荒凉据点。
然后，便是日复一日的劳作，从早到晚，从未停歇。
或许，自己的余生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了吧。
老强尼叹了口气，目光扫过周围那些正在起身的同伴。
挨着他睡的是个法兰西人，叫皮埃尔·杜布瓦，二十来岁，瘦得像一根干柴，左耳缺了半边，据说是被新华人的炮弹碎片削去的。
再过去是一个丹麦大个子，叫斯文·奥尔森，一脸凶恶，此刻正不停地打着哈欠，显然没睡好。
还有几个德意志人，几个瑞典人，再加上英格兰人、尼德兰人、葡萄牙人，这间屋子里住着六七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
所有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在加勒比海上干过刀口舔血的勾当，然后在某一次行动中落入了新华人的手里，被装上船，一路押送到通江堡，接受新华人所宣称的劳役改造。
抵达的第一天，当老强尼从那艘武装运输船的舷梯上被押下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脚下满地的泥泞，以及大片大片的枯黄芦苇丛。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腐烂气息，是沼泽地特有的味道。
蚊子多得让人头皮发麻，只要站着不动几秒钟，裸露的皮肤上就会落满一层薄薄的蚊虫，一挥手，就是一手掌的血点。
沼泽深处，还趴伏着一条条吃人的鳄鱼。
那时候，他以为这已经是地狱了。
后来的七个月让他明白，地狱其实是可以一层一层往下挖的。
老强尼走到木板屋门口时，外面的天色刚亮透，灰蒙蒙的晨光从河面的水汽中透过来，照在营地那一排排整齐的木板屋顶上。
那些屋顶用的是同一种浅灰色的预制木板，每一块的大小和形状都一模一样，拼在一起时严丝合缝。
据说，新华人搭建这些木板房时，就像搭积木一样。
所有的木板是事先在锯木厂裁好了尺寸运过来的，只需要按编号拼装起来，钉上钉子，几天的工夫就能立起一长排整整齐齐的木板屋。
要是换成先砍树，再修枝，再刨板，再筑墙，建成同样规模的房屋，少说也要花上两个月的功夫。
通江堡现在已经有数十排这样的木板屋了。
最大的是仓库，紧挨着河岸码头，两层的木结构，底层离地架空了半米以防潮气，里面堆满了从船上卸下来的物资，成袋的谷物和咸肉、成桶的咸鱼和酒水、成箱的罐头、成捆的布匹和铁器，以及上游运来的成堆皮毛。
而最好的房子是拓殖公署房，比别的房子都大一圈，半截地基还是砖石结构，门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红色的旗帜，在河风中猎猎飘扬。
营地西侧是一片作坊区，木材加工作坊的锯木声从早响到晚，渔产品加工作坊里总是飘出一股浓烈的咸腥味，而粮食加工作坊的石磨咕噜咕噜响个不停。
而营地最东头，有一间比其他所有屋子都小却格外干净整齐的木板屋，门前挂着一块白色的布帘，上面用黑漆写了几个字。
老强尼看不懂那些方块字符，但知道那是卫生站。
里面有两位新华医生，一个三十多岁，另一个只有十八九岁，据说都是正经学过医的，不只是懂得用草药随便糊弄一下，更不是欧洲那帮只会灌肠和锯腿的半吊子理发匠。
就在十几天前，老强尼就亲眼见过他们处理伤口，一个被条石砸断了两根手指的瑞典人嚎叫着被拖进卫生站，半个小时后出来时，断口已经被缝合得整整齐齐，覆着干净的纱布，出血量极小。
那位年长的医生还给了他一瓶棕褐色的药酒，让他每天擦洗伤口。
那瑞典人后来逢人就摊开手给人看，说“这两个新华佬医生的手比裁缝还巧”。
卫生站不仅给新华人看病，也给那些在沼泽里挖渠排水的印第安土著治疗，还给老强尼他们这些海盗俘虏医治。
去年八月，俘虏营中热病爆发的时候，卫生站外面的空地上躺满了人，两个医生昼夜不息地熬药、换药、喂服，连饭都顾不上吃。
老强尼记得有一天夜里，他发起高烧，迷迷糊糊中被两个同伴架起来拖进了卫生站，天亮时醒来，发现自己额头上敷着一块浸了药水的湿布，嘴里含着一片苦得让人舌根发麻的树皮。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药，但退烧之后他再也没有复发过。
不过，那些身体太差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老强尼数过，光是他们海盗俘虏营就有二十多个死了，尸体被抬到营地外的坡地上挖坑埋了，连个墓碑都没有，隔几个月雨水冲刷一遍，土堆就塌了，再也看不清哪里是人、哪里是土。
“嘿，老强尼，”身后有人在喊他。
皮埃尔·杜布瓦披着毯子挤到他旁边，低声问道，“今天轮到咱们第几组上堤了？”
“好像是第三组。”老强尼说道。
所谓的“上堤”，就是要沿着通江堡一侧的大河修筑防洪堤坝，以防春夏洪水泛滥时，冲毁拓殖据点。
新华人要求将堤坝修得高大结实，至少能防范二十年一遇的洪水。
而且，长度竟有一千多米，从营地北端一直修到南端，还要延伸出去数百米，把整座通江堡严严实实地护在后面。
“那我们第二组呢？”皮埃尔问道。
“继续修南端的坝基。”老强尼说道。
皮埃尔闻言，脸色立时发苦，吐了口唾沫在泥地上：“妈的。南段那边草蛇多，前些日子有个苏格兰人差点被咬了脚踝。我这辈子，最怕就是蛇了。”
“毒吗？”
“不毒，但咬一口肿三天。你是想肿三天，还是想在堤上扛十几个小时的土筐？”
老强尼没有回答。
想干，不想干，由得他们选吗？
他弯腰去捡地上的那双草鞋--说是草鞋，其实就是印第安人用几根草绳编的底，勉强能垫在脚底防止被碎石子硌伤。
他用脚趾勾过来，蹬上，站起来跺了跺，然后走出了木板屋的门。
新华监工已经站在门外了，手里握着一根皮鞭，眼神冷漠地盯着他们。
“动作都快点，今日要完不成工作量，晚上统统饿肚子！”
此时，营地已经醒了，各处都开始有了动静。
远处那排印第安劳工的棚屋里冒出几缕炊烟，女人们正在用铁锅煮一种玉米糊糊，热气从锅口升腾起来，在晨光中聚成一团白雾。
三百多名印第安青壮男子此刻正在棚屋前的空地上排着队领取他们的早餐，每人一碗玉米糊、两个土豆、半条咸鱼干。
他们的身形普遍比海盗们瘦小，但干活的时候却有一种沉默的韧劲，一筐土一筐土地从远处挑回来，将营地不断垫高，从早挑到晚，从不偷懒。
因为，不干活，他们就无法从新华人这里换到东西。
而两百多名海盗俘虏已经分成了五个组，每组四十来人，匆匆吃完早餐后，便在营地中央的空地上集合。
他们四周站着二十多个新华武装民兵，穿着统一的深灰色制服，背着燧发枪，腰带上挂着火药袋和短刀。
为首的那个民兵小队长老强尼能叫出名字，姓程，三十来岁，面色黝黑，眼神像钉子一样扎人。
他的手段简单而粗暴，只要按时按量地完成工作，态度就会变得温和而友好。
若是有人敢偷奸耍滑，或者故意搞破坏，甚至恶意作对，他便化身凶恶的猎犬，能将你撕成一片一片的。
他经常对海盗们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一群人渣，手上沾过无数人的血，但在这里，千万不要给我一个惩罚你们的机会。
他不介意为那些死于你们海盗手中的冤魂，讨回一条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