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陷入了沉默，垂着脑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查尔斯·布顿瞪大了眼睛，看着满脸狰狞的约翰·乔纳斯，眼里闪过一丝恐慌。
宪政运动的本质是在规则允许之内，联合更多的人向统治阶级施压，从贵族的妥协中得到生存的空间。
而约翰·乔纳斯的这番话，直接指向了大不列颠王国的统治根基。
伦敦通讯社就是由于和平抗议收效甚微，转而用暴力手段表达诉求，才受到了内阁和行政议会的竭力打压，才不得不转向地下。
“兄弟们，这个国家是属于谁的国家?”
约翰·乔纳斯言辞越发激烈。
急促而尖锐的哨声打断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苏格兰场的警探涌入了举行集会的街道，大声呵斥着聚集在一起的工人。
有警探认出了约翰·乔纳斯，高喊着内阁和议会的命令，想要分开人群将其逮捕。
工人们没有让开，恶狠狠地看着警探寸步不让。
于是全副武装的冷溪卫队冲了进来，挥舞着浸透血迹的橡木棍，用战马冲撞拦路的工人。
约翰·乔纳斯想冲上去用身体挡住具装骑士，但刚跳下木箱就被查尔斯·布顿拉住，和慌不择路的工人们一起逃离这弥漫着血腥的地方。
在伦敦通讯社的宣传和舆论的发酵下，约翰·乔纳斯已经成为第二次宪政运动的一面旗帜，无论是被捕还是死亡，对宪政运动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查尔斯·布顿显然低估了内阁和议会打压宪政运动的决心。
驱散工人集会只是一个开始，由报纸、法律和暴力构成的绞索，已经套在了宪政运动的脖子上。
泰晤士报重提一百多年前的光荣革命，着重描述贵族议会通过和平政变，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先进制度。
在引用多名思想家的言论证明和平变革的重要性，又用这些思想家的言论将英国现行制度塑造成自由与宪政典范之后，又以极为夸张的口吻描述法国街垒革命所带来的动乱，将法国民众的困苦归咎于革命者。
报道直到最后才图穷匕见，抨击约翰·查尔斯的激进言论，将其遭遇称作个人命运，并再次质疑新雍州释放约翰·查尔斯的动机，将宪政运动污蔑成新雍州分裂英国的阴谋。
伴随着报纸的刊载，苏格兰场也行动了起来，用叛逆与煽动行为法逮捕试图组织抗议活动的宪政派成员，用煽动集会法禁止工人进行集会。
电报与报纸审查处加大了对电报、报纸和印刷品的审核力度，断绝伦敦通讯社最后的宣传手段。
而在这雷霆般的打击中，内阁和议会也做出了一些妥协来安抚民众。
德比伯爵公开承诺将推动扩大选举的法案通过议会表决，将选举人资格年缴税两百英镑的限制，降低到五十英镑。
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是许多工人们一辈子的收入，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从1863年9月15日到12月1日短短十一周的时间，第二次宪政运动经历了高潮到落寞的全部过程，除了房间里唏嘘的议论，就连一片纸都没有留下来。
旁观这场闹剧的陈柿子用了几日的时间，才将详细的报告通过电报发回新雍州。
李桓对这个结果很失望。
第三阶段的舆论攻势远没有达到预期，伦敦通讯社这种宪政派远比预料的更软弱，完全没有发挥出约翰·乔纳斯的价值。
如果不是担心被英国抓住把柄，将新雍州塑造成阴谋颠覆他国的阴谋家，彻底断绝对英国的舆论攻势的话。
他甚至都想亲自主导这场运动。
约翰·乔纳斯最大的价值并不在工人身上。
无论是其父亲的遭遇，还是其母亲的遭遇，每时每刻都在英国的城市中发生，已经让工人们感到麻木。
真正能够引起共鸣的，是驻扎在英格兰岛上的数万名士兵。
这些士兵与约翰·乔纳斯同样出身卑微，同样忍受着恶劣的待遇，同样随时都有可能被送上战场。
抗议只能等贵族良心发现，枪支才能让贵族们感到害怕。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即便重来一次，新雍州也不会过多地干预这场宪政运动。
新雍州从不奢求能够通过舆论攻势颠覆大不列颠王国，只希望对方在这攻势中不停地消耗精力，给新雍州充分的发展时间。
1863年就要结束，新雍州的人口已经达到五百一十万，超过了南方白人的总数。
在墨西哥、南美和普鲁士市场的支持下，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加利福尼亚中央河谷肥沃的土地，也在新雍州的经营下再度丰收，在粮食储备满足千万人口一年消耗的前提下，仍有余力向墨西哥和南美洲出售轮替出来的陈储粮。
将报告收起来，李桓向桑景福下达开始第四阶段舆论攻势的命令，得到的回复却是本以为无疾而终的宪政运动出现了新的变化。
准确地说是约翰·乔纳斯出现了出乎预料的变化。
在宪政运动沉寂下来之后，固定的俘虏家属请愿活动也被取消。
维多利亚女王为此召见了德比伯爵。
不过从德比伯爵从白金汉宫出来时嘴角的笑容，不难看出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从光荣革命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四年，议会已经彻底将国王的权力锁在了这白金汉宫中。
就在德比伯爵返回唐宁街10号的路上，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约翰·乔纳斯忽然出现，拦住了饰有贵族家徽的马车。
“首相先生。”
约翰·乔纳斯大声喊着，掏出了转轮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