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上三竿。
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斜切进来，落在床尾的被面上，像一条被拉长了的金色丝带，无声无息地爬着。
肖恩是在一种微妙的不适中醒过来的。
那种感觉不太清晰，模糊地嵌在睡梦与清醒的边界线上，像一根羽毛反复挠着同一个地方，不痛，但足够让人从深眠里被一点点拽出来。
他皱了皱眉，眼皮动了动，意识还没完全回笼，身体的感知先一步到位——
有什么东西在动。准确说，是有人在捏他。
肖恩睁开眼，低头一看，琳达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背对着自己的睡姿翻了个身，整个人像一只被暖意牵引的猫，自然而然地蜷进了他怀里。
她的脸贴着自己的胸口，呼吸均匀，睫毛在晨光里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看起来无辜，安宁，像一幅油画。
但她那只手，正在肖恩的裤子里。
肖恩盯着那只手看了两秒，表情介于无奈和哭笑不得之间。
他深吸一口气，轻轻抬起手，捉住她的手腕，把那只手从它不该在的地方慢慢、慢慢地提了出来。
动作很轻，像在处理一枚没有拉环的手雷。
琳达的眉毛动了动，哼了一声，但没有醒。
那只被抽出来的手在空气里悬了一瞬，像还在找什么东西，然后无意识地落在他的腰侧，重新安分了。
肖恩把手臂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深深呼出一口气。
他不得不承认，琳达是个懂得把握‘机会’的女人。
嗅觉灵敏，出手果断，不犹豫，不怯场。
在任何场合、任何时机——
包括凌晨两点和清晨九点——
她都精准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敢于伸手去拿。
问题是。
这个‘把握’的尺度，肖恩确实有点吃不消。
不是说不好，只是他习惯在清醒状态下掌控局面，而睡梦中的被动接受，让肖恩总有种措手不及的恍惚感。
就像一个习惯了握方向盘的人，一觉醒来发现有人已经替他挂了挡踩了油门，目的地未知，车速不明，偏偏副驾驶上的人还闭着眼睡得香甜。
肖恩把胳膊从琳达后颈下抽出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肩。
“琳达......”
他低声说，嗓音还带着刚醒的沙哑：
“你的手......有它自己的思想。”
琳达没有睁眼。嘴角却弯了一下，很小，像湖面被一颗露珠砸开的涟漪。
“嗯。”
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翻了个身，背对着，把被角往上拽了拽，说话的同时又将手掌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那是它的自由意志。”
肖恩张了张嘴，刚想说些什么，最后还是选择闭上了，反抗不了只能享受了。
就在肖恩搂着琳达、沉浸在睡到自然醒的奢侈幸福里时。
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有人正在替收拾昨天火并留下的烂摊子。
南洛圣都。
昨晚那场枪战爆发的街道附近，此刻在正午的日光下显得格外破败。
甚至不需要仔细观察——
那排房子的外立面，已经把年代感写在脸上了。
墙皮剥落，窗框变形，晾衣绳上挂着的衣服在风里干巴巴地晃着。
它们的外形，让人不由自主想起苏联时期那种千篇一律的‘勃列日涅夫楼’：
方方正正，毫无美感，像一排打了瞌睡的士兵，灰扑扑地蹲在路边。
不过勋宗时期的建筑物，比‘玉米皇帝’在位时期的筒子楼好多了。
（老来多惊梦，似有红军还；
不敢窥望镜，恐见白军返；
无意识过去，因怕自见烦；
红场阅兵后，犹问几时饭——酒精考验的修正主义战士、苏勋宗）
这条街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上世纪中叶，这里住着相当数量的白人家庭，周末草坪上割草机的轰鸣此起彼伏，孩子们在洒水器喷出的彩虹里跑来跑去。
后来黑人和拉丁裔的比例逐年爬升，白人们也就开始一家接一家地打包搬走。
就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泡沫，一个浪头过来，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如今在这片区域，有些社区的白人数量已经跌到了个位数。
昔日的白人社区，招牌没换，教堂没拆，但街角卖炸鸡和玉米饼的餐车，已经替代了从前卖三明治的咖啡馆。
有钱的白人早早就撤了，去郊区的铁门封闭社区，去其他社区，去那些入夜之后听不到枪声的地方。
留下来的，是走不掉的、不想走的、或者根本不在乎肤色只在乎房租的人。
但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现在白人已经不怎么生了。
再过些年，到底谁是‘少数族裔’，恐怕得重新定义。
到时候，阿美莉卡正白旗说不定，就得变成阿美莉卡正宗正黑旗了。
街面上有一家公共洗衣房，二十四小时营业，投币就能用。
周六周日，不上班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脏衣服涌进来，把硬币投进投币口，盯着滚筒开始转，然后在塑料椅上坐下来刷手机。
或者在等待的间隙，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公共洗衣房也算是一个社交的绝佳地方了。
等四十分钟后衣服洗好，再放到烘干机里面去。
在这条狭长的街道上，类似的洗衣房不止一家，隔两个路口就有一间，门脸大同小异，像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数量这么多，是有原因的。
这片街区保留了大量1945年以前的‘战前建筑’，盖的时候压根没想过洗衣机这回事。
上下水管道细得像吸管，电路负荷低得连微波炉都带不动。
想加装？
行，破墙改管、增容电路，一套流程走下来得上千美元，运气不好还会把整栋楼的下水道堵死，粪水从一楼厨房的地漏里漫出来。
碰上历史保护建筑，连改造的资格都没有——
墙不能动，管不能换，你只能忍着。
有钱有关系的，肯定不会在这里住...没钱没关系的也拿不到改造房屋的改造许可，所以就卡在这里了。
于是，租户就只能把脏衣服塞进塑料袋，拎到街角的公共洗衣房里，投币，等待。
看滚筒里的衣服转了一圈又一圈，像这个街区的命运一样，翻来覆去，洗不干净，也晾不彻底。
而这个街区所有的洗衣房，老板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名字——
八托盘帮的老大：
阿切尔。
这种一本万利、门槛低到几乎没有的营生，最对这帮人的胃口。
不需要学历，不需要技术，不用看懂报表，也不用跟银行经理点头哈腰。
只要你有拳头，有人，有半夜砸店的胆量，就能把生意揽下来。
至于那些需要动脑子、算账目、跟税务部门打太极的活儿——
不是他们不想干，是实在干不明白。
脑子这个东西，在街头混久了容易生锈，而洗衣房恰好属于那种锈了也能转的买卖。
地盘就是金钱。
这七个字在帮派分子的世界里从来不是比喻，是写在墙上的宪法。
阿切尔的地盘上不允许出现别的洗衣房——
谁开，他晚上就让谁开不了。
砸玻璃、泼油漆、烧机器，手段粗糙但高效。
别人开店靠营销，他开店靠威慑，经济学原理在这儿被简化成一条：
你不走，我帮你走。
暴力就是最好的贸易壁垒？
阿切尔的壁垒不是关税，而是子弹和汽油桶。
不过洗衣房真正赚钱的地方，倒不是投币洗衣服那几块钱。
把脏衣服洗干净，那是给外人看的门面。真正撑起营业额的，是另一项服务——
把黑的洗成白的。
钞票塞进滚筒里转一圈，从污水管道流出去的还是现金。
但从账面上流进来的，就是干干净净、能在国税局眼皮底下晒太阳的合法收入。
而是把黑钱变白钱，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赚取到面额不等的现金。
通过洗衣房的流水一点一点稀释，掺进合法的营业收入里，像墨水滴进大海，慢慢就看不见了。
等到年终报税的时候，那些曾经见不得光的钱，已经变成了洗衣房‘辛勤营业’的成果。
光明正大地躺在银行账户里，每一分都缴过税，每一分都合法。
此刻的阿切尔，正窝在洗衣房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老板椅被他压得微微后仰，两条腿翘在办公桌角上，皮鞋尖一晃一晃的。
手里翻着一沓钉在一起的报表，纸页在他指间哗啦作响，像有人在慢条斯理地洗一副扑克牌。
沙发上一字排开坐着四五个小弟，有人低头刷手机，有人盯着天花板发呆，有两个面孔透着明显的稚嫩——
颧骨的棱角还没完全长开，眼神里还带着刚从街头入门的那种、既想装狠又藏不住慌张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