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从临摹室出来，朝边上走去，走到一间敞开着的办公室门前，大林看到门框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美术研究室”。
苏天晴朝门里指了指：
“这是我们平时画画的地方。你刚刚在临摹室看到的李其琼先生，他平时就在这里工作，哦哦，我平时也在这里。”
大林探头往里看了一眼，他看到房间里有三张桌案，每张桌上都铺着毛毡，摆着笔墨颜料。
靠墙的架子上堆满了画卷和书籍，墙角还立着一幅还没完成的临摹稿，是一铺说法图，已经勾完了墨线，正在上色阶段，菩萨的衣裙上了一半的石绿，剩下的部分用铅笔标着颜色编号，像一张等待填色的地图。
“我们这儿的人，白天去窟里看画、测量、拍照，晚上回来整理资料、临摹、写论文。”苏天晴说，“一年四季，除了过年那几天，基本上都是这样过的。”
大林跟着苏天晴进去转了一圈，他看着房间里的一切，那些沾满颜料的毛笔，那些磨了一半的砚台，那些堆在墙角的书籍和画稿，有一只搪瓷茶缸子里的隔夜茶水。他忽然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破，但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它不是靠大楼和设备在运转，而是靠人。
“你想不想看看我们院里临摹的画？”苏天晴问。
这个求之不得，大林赶紧点头。
苏天晴带他走出美术研究室，走到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门口，掏出钥匙开了门。这间房比美术研究室大得多，窗户上拉着深色的窗帘，挡住了外面的阳光。苏天晴伸手拉了一下门边的灯绳，头顶上一盏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
大林看清楚了房间里的东西，呼吸停了一下。
四面墙上挂满了临摹画。大大小小，几十幅，从北魏到元代，从说法图到飞天到供养人，几乎涵盖了莫高窟所有重要的洞窟和题材。
有些画是完整的，整铺壁画按原尺寸临摹下来，占据了整面墙；有些是局部的，只临摹了一身菩萨或者一组飞天，用白色衬纸裱好，装在木框里。
大林站在房间中央，慢慢转了一圈。他的目光从一幅画移到另一幅画上，每一幅都让他想停下来细看，但又舍不得停下来。
“这一幅，”苏天晴走到北墙前面，指着一幅大型临摹画，“是第45窟的观音像，李先生临的。”
大林走过去。那是一身观音立像，和真人差不多高。
观音的身体微微侧倾，头部略低，目光向下，神情慈悲而安宁。她的左手持净瓶，右手握着柳枝，衣纹的线条流畅如流水，从肩膀一路泻到脚踝。整幅画用的色调偏暖，石青和赭红交织，既有唐代的华贵，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润。
大林在这幅画前面站了很久。
他在深圳的学校里见过这幅画的印刷品，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也就是天天盯着这幅画看，让大林萌生了一定要来西北，要到敦煌看看的念头。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这幅印刷品的原作者，真是何其幸运。
大林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过这幅画的构图和线条，讲过这身观音的S形站姿和黄金分割比例。
但那都是对着印刷品讲的。现在站在临摹原作前面，他才发现，印刷品丢了太多的东西，丢掉了线条的力度变化，丢掉了颜料层的厚度，丢掉了那些细微的笔触转折。
印刷品是平的，但画是活的。他甚至能看到颜料在宣纸上沉积的痕迹，石青厚的地方微微凸起，赭红薄的地方露出纸纹的肌理。
“李先生临这幅画，临了两年。”苏天晴在旁边说，“光观音的脸部就画了八个月。他说，画了擦，擦了画，总觉得差一点。后来有一天早上，他走进来一看，忽然觉得对了。”
大林看着观音的脸，想象着李其琼每天早晨走进这间屋子，坐在画架前面，对着那张脸一笔一笔地修改的样子。八个月，只画一张脸。这种耐心，他觉得自己没有。
他又走到对面那面墙前面。那是一幅比真人还大的飞天，衣裙的飘带在身后拉成一道长长的弧线，身体几乎是平躺着飞行的，双手托着一朵莲花。飞天的面部丰腴，眉眼弯弯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这也是李先生临的？”大林问。
“不。”苏天晴说，“这是段文杰先生临的，六十年代临的。”
大林又看了一眼那幅画，心里暗暗感叹。他听说过段文杰的名字，敦煌研究院的院长，中国敦煌学的权威。但他没想到，段文杰本人也亲自临摹壁画，而且临得这么好。
大林又看了看那幅飞天。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飞天的飘带末端，有几笔线条微微超出了轮廓线，像是画师在最后时刻忽然有了灵感，随手加了几笔。这几笔在印刷品里是看不到的，因为印刷时会裁切边缘。但在这幅临摹画里，段文杰把那几笔也临了下来，一笔不落。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苏老师，你们临摹的时候，是照着原画一笔一笔地复制，还是有自己的创作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