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到公众对我社交圈的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社交圈形成过程涉及多个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教育背景、共同活动、以及长期互动中建立的信任基础。”
亨利停顿片刻，抬眼看了一眼丽塔那略有些蚊香圈圈的眼睛：“具体到我和法利小姐的相识——我们是在斯莱特林学院的日常活动中逐步建立起联系的，这种联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共同参与某些活动。我认为，任何两个人之间的社交关系，其本质都是基于某种程度的相互认可，而这种认可的形成过程，往往比结果本身更有意义。如果公众对社交圈感兴趣，那他们真正应该关心的可能是社交圈的建构过程，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名字。”
丽塔的羽毛笔停下了吗，她的笑容还在，但变得僵硬了，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定住了一样。
她看着亨利，像是在重新评估面前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只有十四岁。
“殿下，”她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疲惫，“那我换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您觉得三强争霸赛第二个项目会是什么内容？公众非常好奇。”
亨利想了想：“关于第二个项目的具体内容我并不掌握第一手信息，作为霍格沃茨的学生，我的信息来源和其他学生大致相同——主要来自公开的渠道和课堂上的讨论。从三强争霸赛的历史发展来看，比赛项目的设置通常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可能和参赛者的能力展示有关，也可能和观众体验有关，还可能和赛事的传统有关。关于具体的项目内容，我建议公众保持耐心，因为比赛主办方通常会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来公布相关信息。过早的猜测虽然有趣，但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任何结论都只是临时的假设。”
丽塔站在原地，她的速记羽毛笔依然举着，羊皮纸上的文字稀稀落落，像是一篇被反复删改的草稿。
她的嘴唇蠕动半天，像是一个字都挤不出来了。
“殿下，”她终于说，“您的回答都非常……非常全面。”
“全面是我说话的方式。”亨利说，“如果你想要不全面的回答，那可惜你找错人了。”
丽塔看了他一会儿，像是在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什么有价值的内容都没有收集到。
她低头看了一眼羊皮纸——那些记录下来的句子加起来也许能凑成三行，没有一句可以被直接引用。
“那好吧。”她说，“我会通过办公室联系您的顾问，安排一个正式的采访时间。”
“好。”亨利说，“他们会处理的。”
丽塔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
法利小姐站在亨利身侧，看着她走远。
等到绿色的身影完全消失在人群中之后，她才低声开口：“殿下，我刚才听你说话——你说了很多，但好像什么也没说。”
“那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亨利微笑着说。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种说话方式的？”法利小姐问，“我从牛津回来之前，看过一些关于麻瓜政客应付媒体的资料，但他们说得没你这么流畅，你听起来像是练习过很多次。”
亨利带着她往窗边走了几步，离开人群远一些，然后他才说：“我祖母给我安排了一位私人顾问，叫阿诺德·罗宾逊，他曾经是内阁秘书长，在政府里工作了几十年，他教会我一套完整的应对媒体的方法。”
法利小姐惊讶地问：“阿诺德爵士？我有些印象，您让他带着珀西·韦斯莱学习，对吧？”
“是的。”亨利说，“他在白厅工作了四十年，经历过六任首相，但他最著名的服务期是在前任首相执政的时期。那段时间他处理过无数次媒体危机，也学会了怎么让记者在写完文章之后自己都不确定自己写了什么。”
“他教了你什么？”
“他教我的第一课就是当记者问问题的时候，不要回答问题本身，要回答关于问题的背景。这样记者会得到一段话，但那段话里没有任何可以被引用的内容。”
法利小姐想了一下：“就像你刚才对付丽塔·斯基特那样？”
“对。”亨利说，“她问我关于哈利·波特和塞德里克·迪戈里的事，我告诉她的不是我的看法，而是‘比赛项目的多样性’和‘选手表现的评估维度’。她问我关于第二个项目的事，我告诉她的不是具体内容，而是‘赛事设计的逻辑结构’和‘信息公布的流程’。”
“她什么都没得到。”
“她得到了一段话。”亨利说，“但那段话里没有一句话是可以直接引用的。她没法写‘亨利殿下认为波特会赢’，因为我没说过波特会赢。她也没法写‘亨利殿下透露第二个项目的内容’，因为我什么都没透露。”
法利小姐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像是在重新评估她面前这个人：“阿诺德爵士——他亲自教你的？”
“一对一。”亨利说，“每周一次，连续了两年。他每次来肯辛顿宫的时候，会带着几份从首相办公室拿来的旧文件——那些文件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标注的‘建议的媒体回应方式’。他会让我看那些标注，然后问我‘如果你是被问到的那个官员，你会怎么回答’。然后我回答，他纠正我，然后我重说一次。”
“听起来像是一种训练。”
“就是一种训练。”亨利说，“他称之为‘言语柔术’，也就是不要硬挡记者的提问，要让问题自己滑过去，滑到另一个方向去。”
“那你有失手过吗？”
“有。”亨利说，“还没有入学的时候，有一个记者问我关于我母亲戴安娜王妃的事。我当时没有准备好，说了一句‘她是一个很好的人’——第二天《预言家日报》的头条是‘亨利殿下：我的母亲是很好的人’。那句话本身没问题，但放在头版上，看起来像是一种回应。阿诺德爵士在下一节课上用那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教我怎么避免说出可以被单独摘出来放大解读的话。”
法利小姐看着他，嘴角微微扬起：“所以你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失手过？”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怎么让记者得不到任何可以被放大的东西。”亨利说，“包括刚才。”
法利小姐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微微点了点头：“阿诺德爵士现在还在教你吗？”
“还在。”亨利说，“他每个月会来一次肯辛顿宫，给我带来最新的媒体应对案。有些是前任首相时期的档案，有些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他喜欢说一句话——‘一个政治家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当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而是当他以为自己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内阁秘书长会说的话。”法利小姐偏着头说。
“确实不是他原创的。”亨利说，“他说是哈克先生说的。那时候哈克先生还是农业影子大臣，刚经历了一场媒体风波，事后他总结说‘我刚才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我回答了问题，第二个是我以为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