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让不少人都害怕，因为林远山做事毫无顾忌，事情没有因为案件结束平息，反而越闹越大。
就在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一篇阴阳怪气的文章出现在了广州一些民间报刊上。
文章没有直接点名林远山，也没有直接评论当下的躁动。它通篇都在讲前朝朱元璋的故事。
指出朱元璋因为出身贫寒所以痛恨贪官，但凡几两就要剥皮实草，设大诰，搞民告官，一度让百姓可以绑了贪官进京……
文章写得很有文采，引经据典，把朱元璋的手段写得细致入微，然后忽然转折，朱元璋也发现这事搞不下去，大诰成了一堆废纸，不了了之，反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这些人的手段并不奇怪，明褒暗讽，无非就是这点水平。
一方面暗讽林远山出身低微，一方面想要否定他近期的工作，将成果说成对那些“忠臣良将”迫害，说他跟朱老四一样刻薄寡恩，还有就是人家洪武爷都搞不定，你算什么？
以及最关键的，就是说民告官都是冤假错案，都是泥腿子对清官的诬蔑，只有他们这些才是对的，只有他们才能掌握裁判权。
这不就是说谁赢到最后，人家朱老四都老实了，你林远山最好不要不识好歹，还得靠我们来治国呢，大家和和气气，你好我也好。
苏文哲拿着报纸来找林远山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在指桑骂槐，把我们比作朱老四那一套，暗示搞不下去，迟早要收摊。
林远山拿起报纸看了一遍，看完了，不但没有发怒，反而笑了，调侃一句：“他这个清官，不会是指“满清”的官吧？”
“大哥你这都笑得出来？”
“为什么不能笑？他们也就这点本事了，我还得谢谢他们给我们送题材呢。”
苏文哲不解。
林远山直接分析了起来，朱老四为什么失败？原因很简单。
首先，他面对的是一个识字率几乎为零的社会。大诰发下去，百姓看不懂，只能靠衙门里的人口述解释，而衙门里坐着的就是那些最怕大诰的人。
其次朱老四痛恨贪官污吏跟我们的思路不一样，或许是有自身经历导致对贪官的深切痛恨，但等他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他不是站在民众身边，而是高高在上。
就像是之前跟你说的那样，他跟官僚的立场是东家跟掌柜，痛恨贪污更多是因为这种行为损害他的家产，所以朱老四的反腐是孤立的，是他一个人在跟整个官僚体系打。
他能干到这个位置自然有能力，就像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对流程极其熟练的东家，一眼就能看出账簿不对。
但他死了之后呢？因此只要换了一个少东家，注定会被这些掌柜糊弄，最后吃干抹尽。
但我们不一样，虽然鞑子祸害了几百年，百姓不识字，处境跟朱老四差不多。
但我们一直坚持教育，最难的时候都没放弃，从扫盲到夜校、技校，到正规的教育体系。
这些不只是教认字和算术，更是在培养一批能看懂公文、能算清账目、有常识、有道德、敢于在公开场合说出自己想法的人。这样的人多了，操作的空间就会变小。
一个村全是文盲的时候，保长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一个村有十几个识字、出过外面见识的人的时候，保长就不敢乱来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是跟百姓站在一起的，不是我反对贪官污吏，而是所有人都反对。
那么相比于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才是少数派，他们并不能代表我们。或许看起来吓人，但他们的力量并不强。
真正的大多数是被他们侵害的百姓，是那些坚守在岗位上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是那些被排挤、被殴打、仍然坚持写举报信的人。他们才是这个民族的骨气，是我们的主力。
他顿了顿，用一种轻描淡写，带着不屑的语气问了一句：“来威胁我？他们是什么不可取代的吗？你不想当官，有的是人想当。”
苏文哲也是点头，林远山看待问题总是这么精准抓住关键，看穿双方力量的差距，将看似风起云涌的局面平静瓦解。
但这为什么是“题材”呢？
林远山直言，改革不是乱改，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理由，他们说得好呀，朱老四的失败，正是前车之鉴，所以我们要改变。
苏文哲听到这里终于明白了。林远山说这篇文章是题材，不是说文章本身可以被利用，而是文章所承载的那种悲观投降的逻辑，正是兴汉军可以用来反戈一击的最佳靶子。
你越是拿朱老四的失败来吓唬我们，我们就越有理由把改革引向更彻底的制度化方向。因为正是为了避免成为第二个朱老四，才必须把权力和职能分开，把反腐从某个人的意志变成一整套可以自我运转的制度。
林远山顺势把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方案放在了桌上。内容很简单，但牵涉面极大，就是之前林远山忙着构思的全面重整拆分。
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将司法部内部的监察职能彻底剥离，组建一个独立的、垂直管理的、不受地方节制的部门。
他说，这件事已经筹备了很久，但一直缺少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有了。
苏文哲看到这么明白早就有这个方案了，只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好的公布时机。那篇阴阳怪气的文章不但没有动摇他，反而成了他为新制度造势的弹药。
不由得调侃起来：“那些写文章的人如果知道自己的暗讽最终换来的不是收手而是一整套更严密的制度，恐怕肠子都要悔青了。”
“轮到我们反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