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核心的问题是在自由军经历大清洗和大驱逐之后，整个自由大陆的人口已经缩减到了一种需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基本区域控制的地步，根本没有多余的劳动力去填咖啡种植园的坑。
所以新野牛对这些地方采取的策略很简单，抄远东的作业。自由军在这些区域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军事存在，沿海设几个哨所，插上旗帜，宣布这片土地属于环境保护区，然后就不管了。
至于以后有没有人来开发，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有限的人口集中在最能养活人的地方，先把农业和畜牧业搞起来，先让所有人吃饱饭，让环球贸易转起来。
而在这个过程中，远东始终站在野牛背后，以一种不声张但无处不在的方式支撑着这个新生政权的运转。
自由军的舰队几乎是远东二手舰船的展览馆。从香港海战缴获后翻新转卖的风帆战列舰，到珠江口战役后退役的明轮蒸汽炮艇，再到马尾造船厂技术更新之后淘汰的早期武装商船，全都在自由军的海军序列里找到了第二春。
远东卖给自由军的价格在英法看来低得不可思议，有些船甚至是名义上收了废铁价，但合同里附带了技术培训和定期大修的条款，培训是远东的军官负责，定期大修则必须回远东的船厂进行。
这就等于说，自由军的海军虽然在法理上是一支独立力量，但在技术和后勤上完全嵌入了远东的工业体系。
原材料贸易同样如此。自由军控制了拉普拉塔平原之后，牧场上的牛群数量在短期内就迅速恢复，出口到远东的牛皮、羊毛和腌制牛肉从港口装船。与此同时，从北边大平原上收获的小麦和玉米加入环球贸易。
这些原材料的输入极大地缓解了远东工业化初期最头疼的粮食问题，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阶段总是伴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化，转化的过程中总会出现阶段性的粮食短缺。
英国人在圈地运动时期经历过，法国人在大革命后也经历过。兴汉军控制区内因为有东南亚的稻米和北美的小麦作为外部补充，这个转化的阵痛被压到了最低，没有出现类似欧洲工业化初期那种大面积的饥荒。
1864年底到1865年初，当自由大陆上的硝烟逐渐消散，当移民船队在两大洋之间川流不息地来回奔波，林远山出现在了一个似乎与这些宏大叙事毫不相干的地方。
藏南河谷的移民安置区。
从兴汉七年开始，来自北边的农奴们沿着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被分批送往低海拔的安置区。这些路途是困难的，很多离开高原的人出现了醉氧现象，甚至以为是诅咒。
这种类似的情况发生过不知道多少，好在兴汉军给他们解释其中的缘由，照顾他们，等到恢复过来也就明白所谓的诅咒是怎么回事了。
到了安置区，农奴们分到了土地。兴汉军的政策简单明确：每户按人口分给耕地和宅基地，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归个人，登记在册，不得买卖，不得抵押，不得代管。
兴汉军提供种子、农具和第一年的口粮贷款，贷款不计利息，从第三年开始按比例从收成中分期偿还。牲畜由兴汉军调拨，每户视家庭劳力情况分给数量不等的水牛或黄牛作为役畜。
水利工程由兴汉军的工程部队统一规划和施工，但修建水渠、开挖排水沟和修筑河堤的劳力由安置区的农奴按户出工，兴汉军提供工具和技术指导，农奴们提供劳力。
这既是工程建设，也是一种让新移民从无到有亲手建设家园的过程。
到兴汉十年，安置区的人口已经从最初的几千人膨胀到了十几万。河谷两岸的冲积地开辟耕田，河滩地上种上了水稻，竹子和木材搭建的农舍沿着新修的土路排列成行。
安置区里已经出现了定期的小集市，农奴们用剩余的粮食和手工艺品交换平价的盐巴、布匹和铁制农具。
工作队在安置区的中心集镇建了诊所、粮仓和扫盲学校，适龄儿童被要求必须入学，不管家长愿不愿意。有些老人对这玩意的理解是寺庙，还以为要把孩子送去当喇嘛，搞出了不少的笑话。
但学校教的是官话和简体字，是算术和地理和自然常识，是理性、科学和一整套能够把一个从农奴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变成一个可以独立面对现代社会的人的底层知识体系。
林远山在给当地教育工作的指示里写了一句话：“冲破无知愚昧的唯一途径，就是用理性和科学了解世界，让那些神棍再也没有地方立足。”
林远山到藏南的时候是兴汉十年十一月，相当于西历1864年12月。高原的冬天已经封了山，但这边河谷因为海拔低，白天的气温还能保持在二十多度以上，上一季稻田已经收割完毕，梯田里已经开始第三轮水稻的种植，一年三熟可不是玩笑。
他穿着便装带着一个小规模的随行团队在安置区里走了几个地方，对外声称是从广州派来的水利人员。他坐在农舍门口的竹凳上跟分到土地的百姓们聊天，问他们从哪里来、分了地之后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工作队的人对你们好不好。
他在安置区待了好几天，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还调阅工作队遇到的问题，了解具体情况。
有些事情得亲自去看过才心里有数，不是你觉得这是对他们好，就是好。
爬过山的都知道，越高的山，登顶能看到的只有翻腾的云层，有人喜欢叫云海，欣赏那种壮阔，但下面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好在结论是情况有一些问题，但相比于高原的贫苦跟土司的折磨之下，这边环境有些恶劣，但起码能吃饱穿暖不用挨风雪，那就是好日子，而且会越来越好。
他对身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物质的贫困，我们可以想办法克服。但愚昧和无知才是最可怕的敌人。那些老人，他们这辈子也许不可能完全转过弯来，我们可以关怀。但这些孩子不一样。我们的教育是让他们走出这个地方，到那时候，他们才算是真正被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