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兴汉六年开春，三月。西宁城外，湟水河的冰还没化透，河滩上踩下去一脚泥。第五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城外集结完毕，训练的叫喊声回荡在上空。
辎重营的骡马队从二月就开始往日月山方向运粮，一趟一趟，驮筐里的青稞面和大米压得骡子脊背往下弯。湟源到倒淌河这段路还算好走，过了倒淌河再往南，海拔一抬，连牦牛都开始喘。
王福生在西宁城外的临时指挥部里召开了最后一次战前会议。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高原行军路线图，上面标注了从西宁到玉树、从那曲到拉萨的每一条可以通行的河谷和隘口。
这些路线不是测绘队实地勘测出来的，当时的水平下，兴汉军的测绘队还没有能力覆盖整个高原地区，而是靠这么多年来商人、马帮积累，加上历史档案拼凑出来的。
每一条标注旁边都写着备注，水源，营地，地方部落的关系，人口等等核心，这也是为什么兴汉军停在外面三年才开展行动的原因之一。
王福生大概讲解了战略方向，以及行动部署，最后对在座的团级以上军官说了一句话：“统帅给了我们五年时间。五年之内，把这片高原上所有骑在农奴脖子上的人，一个一个揪下来。”
与此同时，在云南，张文俊的第六军已经集结，这个军在贵州、云南、宁远府跟夷人打过几年山地战，加上林远山要求特别训练，所以对高原山地、峡谷穿插和雨季作战已经熟到了骨头里。随时都能从丽江出发，沿着茶马古道往北推进。
但是无论是五军还是六军，都在等一个准确消息来判断接下来的战斗开场。
因为早在正月，第六军，梁骁武带的一个山地师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梁骁武的作战任务是带着一个师从藏南河谷杀出去，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抢出一片适合农耕的低海拔土地，作为将来安置从高原迁出的农奴的定居点。
这片土地必须足够大、足够暖、水源足够充足，而且必须在英国人的眼皮子底下抢到手，不然等人家反应过来就麻烦了。
梁骁武出发之前，林远山从广州发来了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上只有三句话：“藏南必取，不计代价。安置区选在河谷低地，海拔不得超过两千。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贡榜，胆敢反抗就地歼灭，无需顾忌。”
梁骁武看完电报，把它归档，对身边的参谋说了一句：“统帅这封电报的意思很明确，打下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而且必须要快。”
参谋顾忌英国人会不会真的出兵。梁骁武笑了一下，“英国人在阿萨姆的损失太大了，而且大越一直盯着下缅甸，他敢动手我直接打出去阿萨姆。”
三月，梁骁武主力冲出藏南，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源头往南压。这个方向的海拔从四千米急剧下降到不足一千米，从高原草甸变成了亚热带密林，空气中的含氧量迅速回升，士兵们不用再喘着气行军，但挑战从缺氧变成了湿热和毒虫。
河谷两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蚂蟥和毒蛇比土司兵更难防备，士兵们在河边扎营时要在帐篷周围撒一圈硫磺粉驱蛇，睡觉时要把裤腿扎紧防止蚂蟥钻进靴子里。
同时一部分从缅甸北部前出，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扫清了这片区域的主要据点，然后把兵力分散成连级规模的清剿队，深入各个支流河谷去控制地方。
当时大越正在积极行动，英法跟贡榜差点以为兴汉军也要出手，但最后结果很简单，在英国人看来，相当于兴汉军用默许新加坡来换取了英国的同意。
至于贡榜根本无人在意，兴汉军甚至都准备他反抗就碾碎他们，梁骁武一直等着，但很显然他们根本没反应，至于跑去广州申诉也没人管。
当梁骁武拿下藏南以南河谷大片区域之后，在三月中旬，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出动。
北路的王福生第五军从西宁出发，沿着湟水河谷往西南推进。第一个关口是日月山。日月山是高原的东大门，过了这座山，海拔从两千米出头急剧抬升到三千米以上，空气开始稀薄，草木开始稀疏，连马都开始放慢脚步，因为骡马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方掉膘掉得厉害，体力比平原上差了一大截。
第五军的士兵大部分是中原地区的人，但是在这边驻守两年，对高原并不陌生，可负重行军还是难，带上步枪子弹、水壶干粮棉衣这些十几斤的重量，每多出一颗子弹，都变得格外沉重。如果发生战斗就更难受了。
这边零散分布一些小土司，当地的土司起初还想跟兴汉军谈判，派了一个管家带着哈达和几匹牛马到军营里来，说愿意每年向兴汉军缴纳酥油和青稞作为税赋，只求兴汉军不要进入他的领地。
王福生让翻译把兴汉军的政策逐条念给管家听：废除农奴制，所有农奴立即恢复自由，土司和头人的土地收归公有，土司本人及其武装需交出武器、清点财产、登记人口，接受兴汉军派驻的工作队管理。
管家听完之后脸色白得像酥油，骑着马回去报信了。第二天一早，侦察回报说土司正在集结人马，准备抵抗。
王福生对参谋说：“螳臂当车。”
这种勉强凑出几十个土司兵的属于是拉完了，减速带都称不上，后果也就是变成兴汉军的一个补给点。
按兴汉军的规矩逐一甄别，手上有人命的交给农奴公审，罪大恶极的当场吊死，其余的编入劳改营修路。
南路的张文俊第六军主力从丽江出发，沿着茶马古道进入滇西北的横断山区。这条路比北路更难走。
横断山脉的河谷深得像刀砍出来的，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湍急的江水，骡马队只能贴着崖壁走，稍不留神就连牲口带货一起滚下去。
随军文书在行军日志里写道：一日行军三十里，损失骡马两匹，士兵一人坠崖，尸体无法收回。这样的行军日志他在贵州和滇西的山地战中写过无数次，每一次的措辞都差不多，冷静得近乎冷酷的笔锋下是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