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不是在讨论谁该负责，舆论是在找一个可以吊死的人。
林肯政府几乎是第一时间就锁定了目标：陆军指挥官。
战败的责任按军规就该由他扛。舰队指挥官是海军的人，而海军是林肯手里最忠诚的一张牌，不能动。
更重要的是，舰队在南下洛杉矶的过程中一直跟华盛顿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有上面的授意，而陆军在进入旧金山之前的最后一次决策是他自己做出的。
这就够了。五万人因为他一个命令踩进了伏击圈，这个责任足够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了。
军事是不可能离开政治的。
七月初，陆军指挥官被召回华盛顿。随后被领进一间小会议室。几个军法官坐在长桌后面，表情冷硬得像石像。然后审讯一般开展了问话。
指挥官不是傻子。他从这个房间里问话的角度和问题的边界，已经读出了上面的意图，他们需要一个罪人，而他正坐在那个罪人的椅子上。
但他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反驳，没有辩解，没有提野牛在码头上的那些话。他只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的语调回答了所有问题，然后签了笔录，被带下去关进了临时禁闭室。
他还在等。也许在等有人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也许在等林肯本人出面澄清。他不知道的是，林肯此刻正在白宫里跟大臣讨论怎么处理他。
有人主张从重从严，以失职和指挥不当的罪名革职查办，移送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有人稍微温和一些，建议降职调离，但保留军籍。
林肯听完两种意见，沉默了一会儿，用一种极其疲惫的语调说了一句：“那就公开审判。让军事法庭来决定。大家需要一个答案。”
他没有替指挥官说任何一句话。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指挥官，而是因为他需要这场审判。他需要一场公开的、程序完整的、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的审判，把失败的重量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一个人的肩膀上。
指挥官被选中了，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是陆军，而海军不能动。就这么简单。
军事法庭在7月第二周开庭。地点是华盛顿陆军部的大审判庭，旁听席座无虚席，记者们挤在走廊里，报社的画师在角落里飞快地画着速写。
指挥官被带上被告席的时候，穿着还是那套军服，整个人瘦了一圈，颧骨高耸，眼眶深陷，站在那里像一棵被剥了皮的树。
军法官宣读指控：指挥失当、疏忽职守、未能有效侦察敌情导致部队陷入伏击、在尚有战斗能力的情况下擅自投降……每一项都够他在大牢蹲到死。指挥官听着，没有任何表情。
控方传了几个证人，有他的参谋，有先行侦察的军官，有被俘后释放的士兵。所有人都证实了一点：指挥官在进入旧金山之前做了侦察，侦察报告是“未发现敌情”，然后他下令进攻，然后部队遭到了伏击。
控方的逻辑很清楚，不管报告怎么写，最终下令进攻的是你，这个责任你得扛。
指挥官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刚毕业的新人，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但可能是年轻人的心气作怪，他还真做了功课，问出关键问题：“当指挥官将军在旧金山码头上以劣势坚守两天的时候，联邦海军的蒸汽巡航舰在哪里？为什么援军没有到达？”
法庭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控方站起来说了一句：“这与本案无关。本案审理的是陆军在旧金山战役中的指挥行为。”
辩护律师第一次上庭，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法律的力量。
法庭没有采纳辩护律师的质证。法官裁定，海军调动属于“军事机密”，不在本次审判的审查范围之内。
辩护律师坐回椅子上，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没有再说话。他该说的都说了，该问的都问了，答案其实已经写在了法庭上每一个人的沉默里，你快点认罪，大家都能有个交代。
指挥官或许幻想过，但现在已经知道了答案。
他走到证人席上，用一种摆烂一般平静的语调说，野牛掌握了陆军极其精确的行军路线和兵力部署，我们的一切行踪都在敌人面前，因为有人向他们出卖我们。
控方问他，情报的来源。指挥官到底还是犹豫了一下，沉默了很久，久到法庭上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沙哑的、几乎听不出情绪的声音说了一句：他说是总统。
旁听席上炸开了锅。法官敲了好几下锤子才把声音压下去。
指挥官没有停下来，他把自己跟野牛见面的情况转述，语气也带着几分暴怒，终于不再压抑质问起来。
他承认自己有失误，但直接指出为什么野牛能够精准掌握他们的行踪？为什么舰队会突然消失？还有，他在旧金山坚守两天，为什么近在咫尺的舰队不去救他们？我们打光了弹药，伤员过半，如果不投降，难道要我将他们全部送死吗？
最后他顿了顿，用一种更加低沉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可怕的语调补了一句：是我选择了投降，跟其他人无关，士兵是无辜的。
审判庭里像被人从天花板灌了一桶冰水。几个旁听的议员脸色惨白，有记者直接从座位上弹起来往门外跑，走廊里的脚步声和喊叫声乱成一锅粥。法官敲锤子敲到锤柄断了都没能控制住场面。
指挥官站在被告席上，脸上的表情平静得近乎麻木，像是把压在心底太久的石头终于搬开了，不管砸到谁，他都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