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像瘟疫一样从股票市场蔓延到债券市场。印度铁路债券、孟加拉公债、旁遮普土地抵押债券……所有跟印度沾边的金融产品都在被疯狂抛售。
有人试图抄底，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印度暴动，英国军队很快就能平定，等到消息澄清，现在的低价就是捡钱。
但更多的人在跑。因为这次的数字不一样。不是几千人，不是几万人，是十几万士兵集体哗变，是整个孟加拉军倒戈，是莫卧儿皇帝重新坐上了红堡的王座。
到了第三天下午，利德贺街的气氛已经不能用恐慌来形容。交易所里一片死寂，报价声几乎消失了，因为没有人敢出价。
偶尔有人喊出一个数字，周围的人都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变成了废纸，没有人接盘，也没有人知道跌到哪里才是底。
这时一个操着苏格兰口音的工厂主忽然从人群里挤出来，把自己手里的交易单往地上一摔，踩了两脚，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尖利嗓音喊道：“你们还不明白吗？这不是股价的问题。这是帝国的问题。
没了印度，你们以为你们的棉布卖给谁？兰开夏的纺织机织出来的布，谁来买？伯明翰的铁钉，谁来订？利物浦的船，谁来租？”
看样子是在股市输光了家底，更加绝望的就是他的工厂也要倒闭了。
大厅里一片寂静。没有人回答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印度占了大英帝国海外贸易的四分之一以上，东印度公司直接或间接养活了英国本土几十万工人。兰开夏的纺织厂用的棉花大半来自印度，伯明翰的五金工厂靠印度订单活着，利物浦的造船厂有一半的生意是跑印度航线的商船。
印度还是英国最大的鸦片产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鸦片卖到远东换来的白银支撑着整个对远东贸易体系。
失去印度，意味着从棉花到纺织品，从钢铁到造船，从金融到航运，一整条产业链的崩塌。
这不是一场遥远的殖民战争。这是一场即将降临在每一个英国人头上的经济灾难。
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在同一天夜里就得到了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连夜坐火车赶到伦敦，在议会大厅的走廊里堵住自己选区的议员，用一种几乎是在威胁的语气说：如果兰开夏的棉花供应断了，工人们会饿死，机器会停转，整个纺织业会崩溃。
到那时候，这些失业的工人不会去怪印度人，他们会怪政府，怪议会，怪每一个穿着体面、坐在俱乐部里抽雪茄的老爷。
那位议员被工厂主揪着领子骂了将近十分钟，一句话也插不上。等他终于挣脱出来，整了整被扯歪的领带，用一种几乎是咆哮的话语说了一句：“我比谁都更加清楚，但是请相信我们！没有人能够践踏大英帝国的尊严！我们的舰队将会带来胜利，一如既往！”
工厂主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议员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进了议会大厅。
这一天的下议院座无虚席。所有的议员都来了，连那些平时从来不出席、只在选举时才露面的乡绅议员也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同一种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焦虑。
反对党的席位通常是最喧闹的，但今天坐在前排的反对党领袖一言不发。不是没有话讲，而是他知道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去年远东战败，他在议会里骂了执政党内阁整整一个冬天，把帕麦斯顿骂得差点下台。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帝国的心脏被人捅了一刀。
帕麦斯顿首相坐在执政党席位的正中央。这位以强硬著称的老政客脸色灰白，额头上的皱纹比平时深了好几道，手里攥着一份刚从东印度公司总部送来的简报，纸张被他的手指捏得皱巴巴的。他站起来的时候用手撑着桌沿，那动作比平时吃力得多。
整个议会大厅安静下来。
他没有读那份简报，只是用一种极其平直、不带任何修饰的声音说：“印度发生了叛乱。”
大厅里没有人出声。他继续说：“孟加拉军的大部分已经倒戈。密拉特、德里、坎普尔、章西、勒克瑙，都陷入叛军之手。坎宁勋爵目前正在控制局面。情况极其严峻。”
他顿了顿，用一种比刚才更沉的语气补了一句：“但我也必须提醒在座的各位。香港的教训还不到两年。我们在远东失去的不仅仅是几艘军舰和两万士兵，我们在远东失去的是一种信念。
一种欧洲人不可战胜的信念。那种信念碎了，整个东方都在看着。现在印度又出事了。如果我们在印度也失败，甚至只是赢得太慢、太难看。
那么从埃及到波斯，从缅甸到爪哇，整个东方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大英帝国不是不可战胜的。到那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就不是印度，而是整个世界。”
这些话从帕麦斯顿嘴里说出来，听在在座议员们的耳朵里，比任何一次战败的消息都更沉重。
议员们开始交头接耳，有些人的脸涨得通红，有些人则惨白如纸。但没有人站起来反驳。
因为所有人都想起了同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在议会里从来没有被公开提起过，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林远山。
两年前，整个英国都在嘲笑这个“卖粮出身的军阀”，嘲笑他手下的“泥腿子军队”。
两年后，没有人笑得出来了。因为那个军阀已经控制了一个面积相当于半个欧洲的庞大国家，拥有超过三十万经过实战检验的精锐部队，在虎门一战中歼灭了英国在远东一半以上的主力舰。
如果印度的叛乱给兴汉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兴汉军决定趁英国焦头烂额的时候挥师西进，或者南下南洋……没有人敢往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