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正月，直隶大部、山东北部已有旱象，春苗无法下种。三月山东大旱，飞蝗蔽天，所过之处青苗立尽。河南同时爆发蝗旱。
好在兴汉军有预案，基层延伸得深，刚起苗头就发动百姓抓蝗虫来吃、抓去喂鸡，控制住了数量和影响范围。
夏秋逃不开水灾。闰五月永定河决口，直隶固安、永清、霸州等地被淹，村庄多成泽国。
六月山东漫溢，兖州、济宁一带大水。河南黄河沿岸亦有多处漫决，但几年下来的修缮让大堤整体勉强顶住。
可是下游就难顶了，安徽、江苏因连日大雨，长江及巢湖倒灌，沿江圩田悉被冲毁。湖北、江西梅雨过长，河湖并涨，武昌、九江等低洼地带成灾。
好在兴汉军上位头一件事就是水利工程，疏浚河道，修补堤坝，将这场猛烈波及长江黄河流域的灾害降到最低，受灾难民也妥善安置了下来。
瘟疫在秋后为烈。七月至八月北方旱涝之后大疫流行，山东、河北、河南出现霍乱、痢疾蔓延，但都控制住了，兴汉军加强了卫生宣传和普及。
二月湖北均州、光化一带地震，波及河南南阳、邓州，屋瓦摇落。五月十二日四川茂州发生强烈地震，城垣倾塌，压死数千人，并波及松潘、汶川、成都等地。
苏文哲说的只是笼统，而且是比较大的，还有无数的中小型，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由此可见，今年北旱南涝，紧接着寒潮封冻，其中参杂一些地震，全年几乎没有喘息的空当。这已经不是人力能够抗衡的局面了。
林远山没有接这个话茬。他望着炉火，语气沉稳。“天灾面前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还是救灾纾困。报纸上不要大篇幅写国外的事，印度简单两句带过就行了。”
他顿了顿，补了一个极现实的理由，“毕竟英国佬现在可是大客户。”
“这些事情交给你了，我的事多。”林远山起身，“我要把精力放在民生上。”
在了解林远山回来的目标之后，苏文哲也有些担忧，“公开这些，会不会引起问题？”
“有些事情再难，我们也得做，不然后面就更不可能干了。”林远山满不在乎，“谁不满可以说嘛，说不过我可以起兵嘛。”
苏文哲都有些无语了。但是吩咐的事情还得去办。
这个冬天广州城里其实并不缺话题。印度起义早在几个月前就传开了，加尔各答被攻破的消息像一颗火星掉进干柴堆，把茶馆酒楼里的议政热情烧得噼啪作响。
但随着最新一期《通时》出街，舆论的潮头开始悄然转向。报纸的专题叫“年终总结”。
这一期是对这一年天灾的梳理。头版的编者没有用什么“小冰河期”“气候异常”“厄尔尼诺”之类的术语。
而是从史书记载里摘了大量关于旱灾、蝗灾、水灾的记录，整理出脉络，再把今年的灾情放在历史脉络里一比对。
结论一目了然，这种极端气候是有周期性的，不是老天爷专门跟谁过不去。
旱灾之后为什么容易有蝗灾？因为蝗虫卵在干土里成活率高，一遇暖湿就爆发。
蝗旱之后为什么又容易大涝？因为晒干的土地板结，吸水性降低，导致雨水来不及渗下去。
因为季风带的南北摆动被拉到了极致，北方旱的同时南方就在涝。
大灾之后为什么容易出瘟疫？因为尸体污染水源，饥民体质羸弱，病从口入。
这些道理用白纸黑字印在头版上，不是写给读书人看的，是写给所有认字的人看的。不认字的，各地有读报人念给他们听。
第二版是各地的应对情况。哪些地方反应快、处置得当，哪些地方疏忽懈怠、出了纰漏，都列得清清楚楚。
山东的蝗虫刚起苗头就被按住没有蔓延，河南的河堤扛过了洪峰，但是下游却出事了。好在反应迅速。
还有直隶的永定河决口根源还是在大旱之后没有准备。当时如果借大旱，招工疏浚河道，既能安抚灾民，也能为后面准备，不至于缺口。
该表扬的表扬，该追问的追问。以极其简短冷静的话语，没有一句空话，每一条评价后面都附着具体的时间和数字。
这种主动的、不带一丝遮掩、更不是受到外部压力的公开，在兴汉军之前，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人做过。
不是为了给谁一个交代，而是在告诉所有人，这个临时**正在学习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学习的过程是透明的，犯的错误也是公开的。
百姓作为一份子，你可以看，可以议论，可以批评。只要你能说出道理。
这种整理的天灾案情，换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非常骇人的，很容易就激起民乱，因为撕开了粉饰的太平，展现出麻木底下的暗潮汹涌。
同时封建王朝也不可能干这事，因为这是在揭露，打那些地方官僚的脸面，也就只有林远山才有这个能力压住其他不满，收集到地方相对真实的情况。
但是这种行为并没有能够动摇兴汉军的领导地位，相反激发出了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灾难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甚至出现了百姓自发捐钱赈灾。
这不是地方摊派的，林远山严禁这种，就是怕下面乱搞，当然也是因为百姓手里有钱。
过了几天，又出了一期续刊，总结兴汉军临时**这一年来取得的成果，首先就是吏治的整顿，查处了多少，怎么处理。
每一项数字后面都跟着问题和不足，以及下一年应该怎么做。
但是没有提到军事上面的情况，更没有鼓动，一方面军事保密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兴汉军要尽可能表现出无害。
这种年终总结的做法此前从未有过，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谁的手笔。有些规矩就这样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