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的广州，统帅府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林远山回来之后，是一封一封公文、一个一个会议、一项一项决策在推动着整个兴汉军从战争机器转向建设机器。
退役工作最先铺开。三个月时间，各部裁减总员额近两成。减少的大多是服役三年以上的老兵和年龄偏大的后勤辅兵。
裁完之后，各部队不但战斗力没降，反而因为编制理顺了、指挥层级精简了，反应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
退下来的骨干军官，因为经过扫盲培训，而且有组织能力，一部分调去新成立的各地民兵训练处，一部分充实到地方。
林远山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件事，重新编写教材。这些年兴汉军用的新学课本都是他早期编写的，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
而扫盲的教材更加乱，为了发挥地方优势，大多是各地特色，不同版本内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的教材甚至还在用清妖的《三字经》改头换面的东西。
北洋伐过程之中，林远山每到一个地方就让人收集当地的方志、档案、地方文集，从各地书院里抄回来不少前明遗稿，从江南士绅里抢救了一批被清妖删改前的原始档案。这些材料随着时间被整理出来。
他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材料从头到尾筛了一遍，然后亲自主持编纂了一套新的初级教材。
除了扫盲和小学教材，真正让林远山费了大力气的，是官话和文字。在北伐途中他已经发现，京城官话的普适性远不如理想情况。最多在京城周边那一小圈人能听明白。
他亲手整理过各地的方言样本，意识到如果直接用京城官话作为标准推广，在其他官话区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才能见效。
这个时间是兴汉军等不起的。所以他不打算简单地推广哪一种现成的方言，而是要召集音韵学者，从几个主要官话区的读音中找出共同规律，调和出一种新的通用语音标准。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当时全天下懂音韵学的人多半已经被清理过一轮，剩下来的寥寥无几，但该做还是得做。
文字方面，简体字的推行也在进行。从秦隶到汉草，从唐楷到宋体，简化一直在发生，历朝历代的老百姓为了写得快、记得住，早就在自发地简化字形。
所以简体字本身不是林远山创造的，林远山只是把这个自发的过程加快，然后标准化，进一步推广。
但他在推行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有些字为了简化而简化，破坏了汉字原有的造字逻辑，结果反而增加了识字者的负担。
他也借此做了调整，召集文字学者对已有的简化字进行系统审查，保留符合造字规律的部分，修正过于粗暴的部分，力争在降低门槛的同时保持汉字的体系性。
七月，新式科举的终试在广州举行。这是兴汉军第三次开科取士。第一次是在两年前，那一次考中的钟牧之、程继德、刘志铭等人，如今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独当一面。
这一次的规模比两年前大了不少，毕竟北方各省年初才光复，扫盲工作刚开了个头，能通过初试被送到广州的考生远比南方少，但能被送来的，都是真正的尖子。
林远山亲自到场主持了最后一轮面试。按成绩，一流的保送深造，主要是做研究工作；至于二流三流的也是人才，按照各自的想法，当个吏员从头做起，还是去普鲁士留学。
这段时间，不断有外国的使团找上门来。朝鲜的使团是最早到的。他们带来了高丽参、虎皮和几箱珍宝，请求兴汉军册封国王，开放边境贸易。
林远山没有接见，让海天去打发。海天回来复命，说朝鲜使臣的态度比以前对清妖还要恭顺，跪在门口不肯走，说一定要见统帅一面。林远山翻着手里的公文，说了一句：“不见。告诉他们，我们不管了，也不用朝贡了。各过各的，各回各家。不接受驻留。”
日本的使团差不多是先后。他们带来的礼物，态度也更殷勤，提出的要求也很明确，开放贸易，派遣留学生，购买武器。
林远山知道这是他们黑船事件之后开始变革了，但给了同样的答复，贸易可以，其他就算了。
也有些原先的藩属国跑来认脸。都是恭顺有加，口口声声说“愿为大汉藩属”。
林远山一律不见，统一答复：兴汉军不设藩属国，不搞朝贡体系。愿意贸易的，到广州海关来谈。
英法的代表也来了。他们是来谈判赎人条款的。联军俘虏还关在香港，英法政府急着想把那些军官和贵族赎回去。
普通士兵的死活他们不太在乎，但那些军官身后是议会里的席位和伦敦金融城的股票。
海天跟他们对谈了快半年了，中间的来回交锋写满了厚厚几本记录。现在终于再次推动，起初对方试图把高级军官和平民侨民分开谈，被海天一口回绝。清楚认识到鬼佬不可信，他们想甩掉普通士兵，表示要么一次性打包赎走，要么一个都别走。
价格可以适当降一点，生意嘛，量大从优。海天照这个口径去谈，英法代表脸都绿了，但最后还是在条款上签了字。
倒是有另一群人来了。普鲁士的使团。不再是禅臣洋行的经理代理领事，而是正经从柏林派来的全权公使，带着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亲笔信和一份很长的合作清单。
他们想要的很简单：稳定的贸易关系，稳定的机器订单，稳定的技术合作，稳定的产品输出渠道。
他们能给的也很简单：更多的工程师，更多的机器，更多的留学生名额。林远山接见了普鲁士公使，谈了一个下午。具体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双方都应该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