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看报的人少了，埋头公务的人多了，但效率并未见涨，因为人心浮动。
不少人开始私下销毁可疑证据，叮嘱家人谨言慎行，甚至有人试图托关系找门路，却发现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上司同僚，此刻都避之唯恐不及。
但苏文哲早有准备。就在第一批人确定被开除公职（并视情节处以罚金、追缴不当得利）的同时，新一批的任命文书也同步下发。
一批经过考察、业务能力扎实、背景相对干净、或在基层工作中展现出务实作风的年轻人被迅速提拔，填补空缺。
更是集体表彰了一批在此次风波中经受住考验、恪尽职守且能力突出的干部，赏赐了些许实用之物甚至金钱，并公开强调“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原则。
这些新人或许经验稍欠，但干劲十足，对能获得升迁机会充满感激，且深知这机会来之不易，行事格外谨慎卖力。
官场的生态很现实。当恐慌逐渐被“有人下去，就有人上来”的现实替代，当那些自觉无事、或本就勤恳的官吏发现，混乱并未影响整个大系统运转，反而空出了不少上升位置时，心态便开始微妙变化。
最初的兔死狐悲，渐渐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取代：庆幸自己干净，鄙夷那些蛀虫活该，甚至暗暗期待能更进一步。
各部门里的气氛，从人人自危，悄然转向了一种带着紧张感的积极，整体情况因新人上任的锐气而更显利落了几分，至少表面如此。
大家更认真地处理公务，更注意言行举止，私下非议整顿的声音也小了下去。甚至有了一些隐约的举报风气，你不下去，我怎么上来？
可以说这场堪比手术的精确操作，让广州的官场经历了短暂的寒噤与重构。苏文哲快刀斩乱麻，一批蠹虫被清出，一批新人被擢升，衙门里的空气为之一肃。
这番恩威并施，总算将浮动的人心暂且安抚下来，衙门内外恢复了一种带着审慎的平静。
苏文哲坐镇广州，每日听取汇报，签发命令，面色平静如水。然而，他并未放松警惕。深知这场风波远未结束，名单上还有名字待查，挖出的问题可能牵连更广。
他指示调查组，在继续深挖可能的经济问题之余，也要留意干部队伍其他方面的异常动向。很快，一份更隐晦、却也让他眉头紧锁的报告，摆在了案头。
报告指出，自兴汉军光复广州、尤其大批新干部被提拔以来，出现了一个并非个例的现象：许多出身贫寒、凭借个人努力和时势机遇跻身干部行列的年轻人，在个人婚配上，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攀附”趋势。
他们似乎对同样来自底层的“糟糠之妻”或原本门当户对的婚约者渐生疏离，转而迅速与一些家道尚可、多为中小商人、士绅或较早投诚、略有资产的家庭联姻。
这些家庭往往有几个共同点：家中女子多少识文断字至少能读报写信，懂得修饰仪容，言谈举止更接近城里人甚至旧式闺秀的做派。
“这倒不稀奇，”苏文哲放下报告，对前来汇报的调查组组长低语，神情却有些无奈，“人往高处走。我们鼓励读书识字，追求进步。在这些新晋干部眼里，识文断墨、能读会写，自然成了进步和体面的标志。
他们自己从泥腿子爬上来，或许觉得，娶一个同样识字的小姐，才算真正脱离了过去，匹配了现在的身份。更别提这些小姐的确更加年轻貌美，懂得人心。”
组长点头，补充道：“而且，这些女方家庭，经历清算后往往更加谨慎，也急于寻找新的依靠。联姻干部，对他们来说是重振家声、寻求庇护的捷径。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看似你情我愿，甚至不违现行律令，”苏文哲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上的报告，发出规律的嗒嗒声，“但这里面藏着祸根。
第一，这种结合，掺杂了太多功利算计，感情基础薄弱，家庭未必和睦。
第二，更危险的是——”他顿了顿，语气转冷，“这何尝不是旧时代门第观念借尸还魂？
只不过，从前看重的是功名、田亩、祖荫，现在看重的，是干部这个新身份，以及附带的权力潜能。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渗透和捆绑。”
他叹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深切的忧虑：“如果只是男未婚、女未嫁，双方都是自由身，我们也只能劝导，无法强禁。但怕就怕……有人忘本负义，为了攀这高枝，做出更不堪的事情来。”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担忧，一起被举报的个案，就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撞入了苏文哲的视线。
案件的主角，竟是他曾有所耳闻、甚至因其经历和能力而留有不错印象的一个叫郑有田的年轻干部。
苏文哲对郑有田有印象，是因为此人的履历在新干部中颇具代表性，甚至可称样板。郑有田出身南海县乡间，家里是彻底的赤贫佃户，连属于自己的巴掌大土地都没有。
他并非兴汉军大张旗鼓起事后才投奔的热血青年，而是在更早的潜伏时期，就被吸纳进了昌兴行的底层。
那时他还只是个在广州城艰难找工作，手脚麻利的杂工。难得的是，当昌兴行时期在工人中推行基础的扫盲识字时，多数人敷衍了事，郑有田却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投入，展现出惊人的专注和天赋，短短时间就识得了上千字，远超同龄工友。
这份上进心让他脱颖而出，被逐步提拔。他也算是经历过考验：曾作为粤粮体系的基层掌柜被派往尚未光复的地区，在经营铺面的同时，默默收集情报，建立隐秘的联络点，工作扎实稳妥。
等到两广大部光复，他因功被调回广州，因为工作经验，进入运输部一个颇为重要的物资调配部门担任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