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从前，这等地方是绝入不了沈、赵这等世家子弟法眼的。
然而此刻，二楼一间勉强算雅致的隔间里，却挤坐着七八个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人面上都带着相似的、难以掩藏的惊惶与落魄。
桌上没有往日的精致细点，只有几碟粗糙的瓜子、花生，茶也是最寻常的龙井，汤色浑浊。
话题，不出意料地围绕着最新的噩耗。
“丁毅中那恶犬，在杭州抓了多少人？听说光是登记在册的官绅家眷，就有上千！”那人压低声音，眼中既有恐惧，更有切齿的恨意，“还有那个郑鲤，在嘉兴…简直是刮地三尺！陆家老爷子，还有陈家的几位叔伯，怕是要…”
“岂止是抄家？听闻兴汉军有‘公审’之说，将人绑到空地，任由泥腿子诉苦喊冤，然后…”另一人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脸色发白，“这比清律凌迟还狠！这是要毁我士绅体统，绝我读书人根脉啊！”
“士可杀不可辱！真是岂有此理！”
众人一片唏嘘咒骂，仿佛自己亲历了那种恐怖。他们痛骂丁毅中、郑鲤的残暴，痛斥兴汉军不尊孔儒、毁弃纲常。
更加令沈怀安惊奇的就是，就在年前，他们还对长毛的恨之入骨，此刻，却不知不觉将太平军当成了唯一的、渺茫的希望。
“只盼翼王能重整旗鼓，在武昌挡住林逆兵锋！”这个少爷握着拳头，眼中竟闪动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期待，“太平军再怎么说，也曾礼聘过些读书人，那天王、东王，不也自称是上帝次子、天父附体么？总归…总归比这完全不要圣贤道理的兴汉军强些！”
“对！翼王忠义，用兵如神，定能克胜兴汉军！”立刻有人附和，“只要能在武昌站稳脚跟，联络天京援兵，未必不能反败为胜！到时候南北夹击，或可……”
他们热烈地讨论着，仿佛石达开不是他们曾经口中长毛孽匪，而是能力挽狂澜的救世主。那种急切地将希望寄托于他人之手的姿态，带着一种走投无路的可怜与可笑。
然而，这种虚幻的期望并未持续太久。不知是谁，带来了更确切的消息，声音颤抖：“别指望了…我刚从怡和洋行的通事那里听说，武昌、黄州丢得彻彻底底！甚至有说石达开投了兴汉军的…”
希望如肥皂泡般破裂，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沮丧和迁怒。
“废物！长毛果然靠不住！”一人猛地一拍桌子，花生碟子都跳了起来，“说什么天兵天将，几万人马，连个武昌都守不住十天！白费了我们…白费了天下人当初还对他们存有几分指望！”
“就是！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另一人话说到一半，噎住了。还不如怎样？不如死守家业，与兴汉军玉石俱焚？不如早早投靠清廷，可清廷在哪里？江南江北大营自身难保。他颓然住口，只剩下满腔无处发泄的怨毒。
沈怀安静静地坐在角落，听着这一场气氛瞬息万变的“雅集”。
看着这些昔日或风流自赏、或眼高于顶的同侪，如今挤在这逼仄的茶楼里，为几碟劣质茶点而略显局促，言辞却依旧离不开“天下、纲常、士林”仿佛心怀天下。
只是内容从吟风弄月、品评时文，变成了对兴汉军毫无新意的指责、咒骂和对太平军反复无常的期望与唾弃。
他们大多数人，对兴汉军的了解仅限于清妖宣传，还有流言中残暴不仁、屠戮士绅几个苍白而充满恐惧的标签。
对林远山那套“民族革命、街机斗争、国家工业化”的学说，要么斥为“奇谈怪论、妖言惑众”，要么根本不屑一顾，连翻一翻那报纸的勇气或兴趣都没有。
他们的恨意源于切身利益的丧失和地位优越感的崩塌，而非对理念的真正审视。
沈怀安记得，几个月前，就在广州归来后不久的一次类似聚会上，他曾试图将自己所见所闻，将兴汉军报刊上一些关于土地、关于外国掠夺的论述，哪怕只是客观地转述出来，立刻便引来了众人惊愕乃至愤怒的围攻。
“怀安兄，你莫不是被粤匪蛊了心神？”
“此等无父无君之言，岂是我辈所能听、所能论的？”
好友当时甚至拂袖而去，好几日不与他往来。自那以后，沈怀安便明白了，在这群人中间，清醒是一种罪过，试图理解敌人更是不可饶恕的背叛。他学会了沉默，将所有的思考与苦闷压在心底。
此刻，听着他们从寄望太平军到怒骂太平军的急速变脸，他只感到一种荒诞至极的滑稽。
这些人的立场、好恶，如同无根的浮萍，完全随着自身安危的潮汐而摇摆，却还要披着忠义、道统的华美外衣。
他们讨论的仿佛不是关乎身家性命的生死大事，而是一场与己无关、可以随意押注又随意唾骂的戏文。
“怀安兄，你素来有见识，又去过南边，”相熟的同窗似乎注意到了他的沉默，转过头来，语气复杂地问，“依你看，这…这局面，可还有转圜之机？”
其他几人也暂时停下抱怨，目光投了过来，眼神里混合着一丝残留的期冀和更多的怀疑。
沈怀安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扫过一张张或激愤、或颓唐、或故作镇定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