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例为首者被公审判决，家产尽数抄没，族人按参与程度分别处置，核心成员被列入特殊的“战犯与卖国者”名单，等待他们的将是严苛审讯或公开的处决，以儆效尤。
郑鲤的手段，比之丁毅中的冷静，更带有一线指挥官特有的凌厉与决绝。他对这些家伙的痛恨更甚！
就在浙北清理的千头万绪之际，十二月上旬都还没结束，消息传来：不到十天，汉阳、武昌、黄州接连易手！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数万西征劲旅，据坚城、拥地利，竟在兴汉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土崩瓦解，败退东窜。
寒风裹挟着长江中游的血腥与硝烟味，一路吹刮到下游，吹进了纸醉金迷又在战乱下惶惶不可终日的江南。
江南之地，消息顺着江水、沿着驿道、通过商旅惊恐的私语，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开来。
初闻此讯的人们先是倒吸一口凉气，随即竟又觉得“理所应当”。
“乖乖…这兴汉军，真是说到做到！说打就打，一点不含糊！太平军的翼王啊，那可是杀出来的人物，就这么败了？”
“败了不奇怪！你想想，清妖的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围着打了多少年？没打下来！可兴汉军打清妖，那叫一个秋风扫落叶！福建、两广、湖南…这才多久？太平军连清妖都啃不动，碰上兴汉军，能讨得了好？”
“是啊，听说那兴汉军火器厉害得很，排枪打得跟下雨似的，炮弹也邪门，专往人堆里钻…唉，这世道，变了，彻底变了。”
恐惧在蔓延，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认知：一个新的、更凶猛、更高效的武力集团，已经势不可挡地碾过了旧时代的门槛。
连太平军这面“天国”的大旗都如此不堪一击，那朽烂到根子里的清廷，又能指望什么？
上海，公共租界。
冬日的黄浦江泛着铅灰色的浊光，江面上外国军舰的烟囱冒着黑烟，汽笛声时而撕裂潮湿的空气。租界内，道路相对整洁，西式建筑与中式里弄混杂，穿着洋装与长衫马褂的人流穿梭，表面依旧维持着畸形的繁荣。
沈家在租界新购置的宅邸内，气氛却与窗外的“繁华”格格不入。沈老爷子早就在兴汉军围城前从杭州撤出，如今坐在铺着软垫的红木大师椅上，手里捻着一串冰凉的沉香木念珠，闭目听着刚从外面回来的消息汇报。
“…杭州，确凿是破了。黄抚台殉了节。嘉兴陆家、海宁陈家…完了，彻底完了。郑鲤那煞星动手狠辣，据说男丁几乎没跑掉几个，女眷也都入了官册。家产…自然悉数充公。”沈家老大的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轻颤，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庆幸，“父亲，咱们…咱们走得及时啊。”
沈老爷子睁开眼，满是深沉的疲惫：“走得及时？不过是暂时避开了刀锋。陆家、陈家…还有之前联络的徐家，他们在租界，不也留了后手？这几日，各家往我们这里递消息、打探风声的人，还少吗？”
确实不少。杭州、嘉兴的噩耗传来后，租界内那些先期逃匿或原本就在此经营的各路江南士绅、富商，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沈家作为江南士林颇有声望的家族，又早早“明智”地迁入租界，自然成了许多人打探消息、抱团取暖的节点。
沈家这几日门槛都快被踏破了，带来的消息无不令人心惊：谁家没跑出来，谁家与洋行的秘密账户被查到了，谁家的子侄在混乱中失踪了……
更让他们恐惧的是太平军西线的崩溃。“石达开都顶不住…这兴汉军，是真的要席卷天下啊！”许多人私下里哀叹。原本一些还对太平军抱有幻想的，随着嘉兴的清算和太平军的惨败，幻想彻底破灭。
剩下的选择似乎越来越少：要么彻底倒向清妖和鬼佬，要么……想办法远走高飞。
“父亲，如今这情势，上海这租界…恐怕也非万全之地。”沈家老大压低声音，“不少人家已经在暗中转移细软，安排子侄出海。去东洋长崎的，去香港的，甚至直接去英法美的…咱们家，是不是也该……”
“分家。”沈老爷子吐出两个字，干涩而决绝，“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老大，你稳重，带着你这一房和大部分浮财，想办法去长崎，那边有我们早年铺下的一点关系。
老三机灵，让他去英国，看看风色。至于老二…”他看了一眼沈家老大，“他心思活络，跟洋行打交道多，就留在上海，守着这摊子，也…也多条后路。”
这是乱世大族最后的自救策略：开枝散叶，分散风险，确保家族血脉和财富不因一朝覆灭而断绝。
“可是父亲，如今江口有兴汉军水师巡弋，出海不易啊。大批金银古董更显眼。”沈家老大皱眉。
“所以要想办法洗出去。”沈老爷子眼中闪过商人的精明与无奈，“去找相熟的洋行，怡和、宝顺、沙逊……都行。
把家里那些带不走、又太扎眼的古董字画、珍玩玉器，卖给他们，换成他们的汇票，到时候在外面再兑换就是了。
洋人有船，有关系，能把钱弄出去。东西再好，留在手里是祸害，变成能藏在身上的硬通货，才是活路！”
沈家决定“分家避祸”后，宅邸内笼罩着一层压抑的忙碌与惶惑。沈老爷子闭门谢客，终日与几个儿子核对密藏的田契地契、各处商号暗股的凭证，以及一册册记录着与各地官员、甚至与太平军某些人物隐秘往来的“私账”。
沈家老二则频繁出入几家有业务往来的洋行和钱庄，低声下气地洽谈着汇兑、保险与船期，脸上昔日的从容矜持早已被焦虑和讨好的疲态取代。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大厦将倾前，忙着拆卸梁柱、转移细软的仓皇。
沈怀安在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族漩涡中，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旁观者。他既无法参与父祖那种近乎本能的自保算计，也无法像部分年轻子侄那样，对即将到来的“海外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
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地待在自己那间堆满了从广州带回的《通时》、《觉醒》合订本以及各种新学书籍的厢房里，或是在租界那些看似繁华、实则处处透着异样疏离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走。
这日午后，他终究拗不过昔日同窗的几番相邀，来到了位于租界边缘、靠近的一家名声不显的小茶楼。
这地方，与昔日他们流连的城隍庙湖心亭、豫园得意楼相比，可谓云泥之别。门脸窄小，楼梯吱呀作响，堂内桌椅半新不旧，空气中混杂着劣质茶叶、油烟和一种挥之不去的霉湿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