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开，方圆百里的土匪为之震慑，百姓则拍手称快。他们看到，兴汉军不仅能打，而且真会为死去的普通士兵和百姓报仇，手段果决，毫不拖泥带水。许多原本观望的村寨，开始主动接触兴汉军的工作队。
梁小五的名字，也随着这一战，在黔南的群山和土匪口中，成了令人胆寒的符号。但这仅仅是一场漫长、残酷的剿匪战争的开始。
梁小五在集市的公审与雷霆处决，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涟漪迅速向黔南群山深处扩散。然而，这涟漪触及的并非总是畏惧，更多盘踞深山的积年悍匪，感受到的却是权威被挑战的暴怒与末日将近的疯狂。
压力不仅来自土匪的凶残狡猾，更来自初期的孤立。许多村寨，尤其是深山里的苗、侗寨子，紧闭寨门，眼神充满警惕与恐惧。土匪威胁他们：“谁给汉军报信、带路，就屠全寨！”
多年来的官匪勾结、地域隔阂、语言不通，让兴汉军举步维艰。一次，七师一个哨根据模糊情报去端一个匪窝，反而中了埋伏，死伤几人，土匪早得了消息转移了。
几乎每座山，每个隐蔽的沟壑，都可能藏着类似的毒瘤。土匪们熟悉每一条采药小径，能在峭壁上如猿猴般移动。他们昼伏夜出，不与你正面交战，专杀落单的士兵、刚派下来的工作队、甚至给兴汉军带过路的村民。
手段残忍至极：活埋、剥皮、点天灯……他们将砍下的人头塞进村口的水井，将剥下的皮草草硝制后挂在树上。
一时间，风声鹤唳。驻军哨位必须双岗乃至三岗，夜里火把彻夜不熄。工作队下乡，必有一个班全副武装护送。即便如此，伤亡报告仍不断送到张文俊案头。
“这样下去不行，”张文俊在军事会议上脸色阴沉，“贵州的地形实在是太复杂了，拳头再硬，打不中要害，自己还不断流血。”
转机随着琼州新兵营和谢添财、洪涛等大批基层干部的抵达而出现。
新兵营被迅速拆散，补充进各营、各哨。这些琼州兵见过血（琼州剿匪、崖州平乱），熟悉山林，耐湿热。更重要的是，老兵带新兵，在残酷的清剿战斗中迅速磨合。
谢添财的到来，带来了根本策略的转变。在一次由张文俊主持、各营以上军官和主要工作队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谢添财用他那条不太灵便的手臂敲着桌子，语气斩钉截铁：
“各位长官、同志！我们以前在粤西，在琼州，都明白一个道理：土匪像山里的毒蘑菇，光把冒头的掐了没用，得把长蘑菇的那层烂木头、那滩臭水给清了！”
他展开思想工作：“清妖、前明，还有历朝历代，为啥总治不了西南的匪？是他们兵不够多？刀不够快？我看不是！根子在于，他们自己就是坐在老百姓头上拉屎的！
官府横征暴敛，地主巧取豪夺，把多少人逼得活不下去，只好上山为匪？他们剿匪，是做样子，甚至养寇自重！老百姓看不到活路，要么被迫从匪，要么敢怒不敢言，谁真心帮官府？”
他目光扫过众人：“我们兴汉军不一样！我们来贵州，不是换一拨人来收租子的！我们是来刨掉长毒蘑菇的烂根的！怎么刨？三件事，必须同时干，拧成一股绳！”
第一，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结合群众工作。不再盲目追剿，而是“集中兵力，重点清剿，巩固一处，再推一处”。在每个重点区域，军队清剿后，工作队立刻跟进扎根，建立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形成无数眼睛和耳朵。
同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布《告贵州同胞书》，明确“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印制大量简易图画传单，用形象的方式宣传分田、废债、剿匪政策；组织被解救的百姓、投降的土匪现身说法。
第二，经济上，立刻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谢添财传达了广州方面的初步规划：“统帅部知道贵州地瘠民贫，已有筹划。眼下能做三件事：一是禁绝鸦片。所有烟田，限期铲除，改种玉米、马铃薯。
收缴的烟土，一粒不许留，全部登记造册，密封装箱，派可靠部队押运，经西江水道直送广州，由统帅部直属部门统一处理，运往深海销毁！为什么？就怕有人中途偷卖，毒害回流！这是铁律！”
“二是推广桐油。山边地角、贫瘠山坡，都能种油桐树。这东西，广州、香港的洋商抢着要，能换回我们急需的机器、药品！政府保底收购。”
“三是组织起来，以工代赈。修路！砍木头外运！整治河道！我们需要大量的劳力，管饭，还给工钱！让那些没了地、或者地太少吃不饱的人，有活干，有饭吃！同时，畜牧方面，鼓励养贵州马、牛羊，政府可以借贷购买种畜。”
“最后还得组织移民，疏导人口……”
这些侃侃而谈的话术，难道就没有人想到吗？
那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聪明人，而是这样做的消耗太大了，治理成本过高。
还有就算组织力度的问题，上面就算想要，但是下面未必就能执行下去，拨下来的钱我贪了不是更好？
但是兴汉军是真的想要治理这个地方的，而兴汉军在林远山的统帅下也有决心执行下去。
洪涛就领命，具体负责移民这方面。他深入村寨，不再空谈大道理。召开群众大会时，他让人抬来几箩筐热气腾腾的玉米饼、马铃薯，先让饿得眼冒绿光的孩子们吃个饱。
然后，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地图，用朴实的话说：“乡亲们，我们寨子地少，陡坡上种点稻子，收成还不够交租。为啥？好田都被地主恶霸、被以前的土司占完了！现在，兴汉军把田收回来了，好田，按人头分！但我寨子人多田少，分不均，怎么办？”
他给出两条路：“一条，留下。除了分田，我们组织起来，种桐油、养牲口、去修路挣钱，孩子可以上学堂认字。
另一条，愿意出去的，政府安排，坐大船，去湖南、湖北！那边人少地多，都是平原好水田！
去了就分地，头一年免税，官府借给你们种子、农具、耕牛！想回来的，等这边路修好了，生产搞上去了，随时欢迎回来看看！”
他对于犹豫的，他不强迫，只说：“大家琢磨琢磨，是愿意留在这山坳坳里继续受穷、担惊受怕，还是出去搏一个安安稳稳、吃饱穿暖的未来？报名自愿，不去的，下山，同样是兴汉军的百姓，一样分田，一样受保护！
你们要知道，县城可是有兴汉军驻守，那些土匪不敢过来，以后你们不用在山上每天担惊受怕土匪。”
迁下山，再移民的关键，在于消除恐惧、给予希望和实实在在的保障。洪涛组织严密的护送队伍，发放路费干粮，到达目的地后有专人对接安置。
很快，报名者络绎不绝。人口压力缓解，留下的人均资源增加，山区脆弱的生态也得到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