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谢添财、洪涛等一批在琼州、粤西历练出来的精干吏员，正源源不断地带着政策文书、测绘工具和满满的实干经验，跟随军队的脚步，准备接管一片片被消毒过的土地。
林远山之所以这么重视云贵，原因很简单，这是拖垮明朝的一个关键，他不允许这里再闹出什么乱子。
但实际上他有点过于高估，此时的贵州在清妖的控制下早已是一个被压榨到骨髓都在呻吟的躯体。
自雍正改土归流后，表面上土司尽废，流官当政，只有在黔东南偏远山区仍是“明革暗不革”。
大小官吏、汉族豪绅、残存土目勾结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吸血网。土地兼并触目惊心，黄平一带“苗产尽为汉有……昔日之苗寨今尽变为汉寨矣”。
这边同样是大烟横行，本来土地就少，还被种上了鸦片，更加加剧这边的粮食紧缺。
田赋折银，层层加码，竟逼得百姓“自掘祖坟取先人含敛饰物以折价”。高利贷、断头谷、利滚利，一酒一肉可抵倾家荡产。
全省绿营定额不过一万七千余人，散布在千山万壑中，如同撒入深潭的几把沙子。年初二月独山杨元保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虽迅速被镇压，但那“顺天成道，打富济贫”的呼喊，却道出了千万人心底的火山。
因此，当广西土司覆灭、湖南州府连陷的消息，随着行商、逃兵乃至兴汉军有意释放的消息涌进贵州时，引发的震动远超北方。
因为太近了，因为兴汉军就在他们面前。
在黔东南的密林深处、黔南的坝子村寨，反应截然不同。
对于这类残存或变相世袭的土司、头人而言，消息像淬毒的冰锥，扎得他们寝食难安。广西泗城、思恩等地同类的下场清晰无比：顽抗者寨破族灭，投降者举家迁往陌生城镇，百年基业顷刻烟消云散。几个大寨的头人聚在昏暗的鼓楼里，烟袋锅明明灭灭，却商议不出个所以然。
“打？拿什么打？广西韦家的寨子比我们石头硬十倍，还不是被汉军的大炮轰塌了？”
“降？去了桂林、柳州，人生地不熟，那点银子够花几代？祖宗基业……”
“清廷？哼，他们自己都顾不过来！年初杨元保闹事，省城派来几兵几卒？”
恐惧，深深的恐惧，压倒了任何铤而走险的念头。更多的是一种观望和侥幸：或许……主动献寨，条件能好点？
而对于被压榨得只剩一口气的各族百姓，这消息却像撕开乌云的一缕阳光。他们不懂什么民族大义、改土归流，但他们听懂了分田、免债、轻徭薄赋。
广西传来的消息说，汉军杀了贪官恶霸，把田分给了种田人，孩子能进学堂，不用再交火炕钱、烟户钱。而且还免税赋一年，这是真真正正能让他们喘口气的。
“阿爸，听说广西那边的兴汉军，真给苗人分田哩！”吊脚楼里，年轻人眼睛发亮。
“莫要声张！”老人紧张地望望窗外，眼里却也有压抑已久的悸动，“再看看，再看看…但要是真的，这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
真正的抵抗力量，反而来自那些聚居城镇的官僚、地主和与他们深度绑定的地方团练。他们嗅觉更灵敏，深知兴汉军政策意味着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旧秩序的彻底清算，绝无妥协余地。
因此，在黎平、都匀等府县，组织起的抵抗最为激烈，也最为愚蠢，往往依凭城墙，试图负隅顽抗，正好撞上王福生部攻坚的锋芒，被迅速碾碎。
便在这诡异而明暗交织的局势中，九月，一位北京的“贵客”悄然而至。钦差沈逸之，怀揣着咸丰“联络土司，侧击粤匪”的殷殷期望和他那套“三年平粤”的宏伟蓝图，踏上了贵州的土地。
他先至黔东南，试图联络那些仍有影响力的残存土司。在他的想象中，自己代表天朝，手捧爵位许诺，振臂一呼，这些化外土酋理应涕零感恩，歃血为盟。
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找到的第一个大寨，头人倒是客气，好酒好肉招待，听他引经据典、剖析利害，从朝廷恩德讲到粤匪凶残，从世袭罔替许诺到共保富贵。头人只是“嗯嗯啊啊”地应着，酒过三巡，沈逸之都混混沌沌了。
连着几天都没有能够得到许诺，就他妈喝酒了，知道在这里得不到什么，沈逸之也就只能离开。
等人一走，那土司就立马变脸，口中不忘嘲讽起来。
“广西那边的韦家、莫家，跟朝廷关系也不差吧？现在骨头都找不到了。他说朝廷大军随后就到，可大军在哪儿呢？我只看见，兴汉军的炮，已经摆在百里外的独山了。”
沈逸之知道这是他们在观望，一狠心来到更加南边，靠近前线第二个寨子。想着兴汉军兵锋压迫下会更好说话。
可是这次连门都没让进，寨墙上人影绰绰，弓弩暗藏，只喊下话来：“我们不知道什么官？我们寨子小，经不起风浪，我也没见过你，请回吧！莫要引来祸事！”
沈逸之不解，愤怒，继而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他试图用“忠义”激将，用“利害”说服，甚至暗示可以恢复他们被雍正剥夺的部分特权。
但土司们的逻辑简单而致命：清妖的饼画得再大，远水救不了近火；兴汉军的刀却已经架在脖子上了，而且明码标价，投降可活，抵抗必死。更何况，清妖当年“改土归流”可是将他们整得很惨，比兴汉军狠多了，凭什么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