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锦裘暖，关外多苦寒。
早在明朝时期，这边并非是鞑子的地盘，但随着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关外大地便陷入系统性的、以掠夺人口为核心的反人类循环。
建州、海西女真诸部早期生产力极端低下，渔猎所得难维生计，掳掠汉人充作阿哈（奴隶）成为经济与军事双重支柱。
他们入寇时从畿辅、山东掳来被称为“生口”的普通人，经过长途跋涉和严冬折磨，已死去三成。这里面可不只有汉人，朝鲜、蒙古，甚至野人都有。
这不是孤例。据《满文老档》、《辽事实录》等零星记载，仅天命三年（1618）抚顺之役至天聪末（1635），有数可查的掳掠人口便超过百万。这些生口被驱赶回辽沈、吉林乃至更北的“白山黑水”，命运凄惨：
青壮男子投入托克索庄园，在鞭挞下开垦所谓旗地。庄园主（多为八旗牛录额真）视之如牲畜，劳作不息，食不果腹。崇德年间档案记载，沈阳附近某庄“汉奴五十，岁死廿三，新补卅”。
被掳走的那些妇女儿童沦为繁衍工具与菜肉。短时间快速膨胀的族群背后是无数汉女的血泪，皇太极曾明文鼓励“贝勒以下，有娶汉女生子者，准记入谱牒”。
更骇人听闻的是，每至严冬粮荒，庄主常将所谓无用之奴，也就是老弱病残乃至儿童，集中屠宰，充作肉食，美其名曰“减口储粮”，不是个例，而是普遍行为，是流程化的、系统化的。
这就是为什么明末汉人在关外吃不饱，需要大量粮食运上去，而那些鞑子田地这么少，能养这么多军队的原因，除去江南航运走私粮食，他们的肉食从来不缺，而且运输的消耗也少，至于为什么少，别问。
朝鲜使臣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曾隐晦提及，辽东旗庄有腌臜窖，内贮非羊非豕之腊肉，气味刺鼻，实为人尸。
实际上大部分掳来的人口尤其是老弱，常在战前被驱为前导，消耗明军火力，或填壕攻城。
1621年辽阳之战，代善部驱三千余汉民负草填壕，遭明军炮火覆盖，史书记载“壕为之平，尸积如塬”。
这不是战争，而是依托部落奴隶制、带有鲜明食人色彩的寄生性扩张。满洲鞑子在入关前，从未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其存续完全依赖对周边民族（汉、朝鲜、索伦、蒙古）的周期性吸血。
等到1644年，八旗入关。对关外祖宗根本之地，清廷执行了双重性的、充满算计的隔离政策：
顺治、康熙年间陆续修筑柳条边，其实就是挖壕植柳的隔离墙，严禁汉民出关垦殖。
鞑子官方理由“保全满洲淳朴风俗”、“保护参山珠河之利”，实则为维持纯粹的军事兵源地，并预留一旦中原失守可退回的自留地。
乾隆这吊毛直言：“我朝满洲风俗，以骑射清语为重…若与汉人杂处，必渐染汉习，此乃根本之计。”
鞑子需要关外持续产出“淳朴勇悍”的兵员。他们将未被裹挟入关、或后来归附的索伦（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赫哲、费雅喀等渔猎部族，依哈拉（氏族）编入布特哈八旗（狩猎八旗）或被叫做“新满洲”，但刻意维持其原始部落形态与社会结构。
不推广农耕，不兴教化，仅通过“贡貂制”进行不平等贸易，并定期征兵。
原本辽东在明末经略熊廷弼、孙承宗等人苦心经营，辽河流域已出现大片水渠纵横的熟田、冶铁作坊、甚至早期城镇。
鞑子入据后，汉民或逃或死或为奴，水利系统无人维护，迅速淤塞崩坏；田地抛荒，三五年即退化为草原、沼泽，再过几年又是密林冻土。
康熙那吊毛北巡，高士奇随驾东巡，见辽阳城外“旧日阡陌，尽为榛莽”，“惟见野鹿成群，雉兔奔突”。
在没有边境压力的情况下，就连大城周边都退化到了这种程度，还他妈挺自豪的？
鞑子不止对汉人狠，更残酷的是对这些关外“老乡”的利用。从部落时期就一直抓野人填线，后面入关，顺治打福建、康熙平定三藩、乾隆远征准噶尔、缅甸、大小金川，关外兵都是冲锋在前、死伤最重的消耗品。
单单是1758年，乾隆平定阿睦尔撒纳，出征索伦兵二千，生还者不足五百。清廷对此的抚恤，往往只是虚衔和微薄赏银，其部族因失去青壮而更加凋零，被迫向更寒冷、更贫瘠的深山中退缩。
后来倒是没有大的战争，给到休养生息，更准确是放任自流，至如今关外已形成诡异的两极图景：
盛京（沈阳）、吉林乌拉、宁古塔等寥寥几座大城，驻防将军、副都统衙门所在，聚集着已腐化的满蒙旗人官僚、经商特许的汉人和大量服务于他们的包衣奴才。他们住着暖炕高屋，穿着绸缎皮裘，饮食精致，却精神空虚，沉醉于斗鸡走狗、鸦片戏曲，与关内腐朽旗人无异。
占关外九成五以上的广袤土地，森林密布，沼泽连绵，城镇聚落稀少。索伦诸部散布其间，住着简陋的斜仁柱（兽皮帐篷）或地窝子，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生。
铁器稀缺，部分仍用骨镞石斧。原因并非是明朝的贸易限制，而是单纯他们城里那些老乡抬价，不然八旗老爷吃什么？
反而他们出产的皮毛、人参、鹿茸之类的不值钱，因为这些野人根本就没有商业能力，同时关外封锁让他们只能在当地交易。
他们的不满送上去，得到的永远只有汉商奸诈这一个说法，至于封闭关外汉商怎么来的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