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如同冷水，泼醒了暴怒的咸丰。他颓然坐回御座，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他知道杜翰说的是实情，对洋人的恐惧和依赖，早已深植于这个王朝的骨髓。
这时，杜翰颤声补充道：“皇上，更可虑者，据各口岸奏报，英、法、美等国洋商，近月来异常活跃。他们手持大量我朝……我朝之当千、当百大钱，以及成色混杂之银两，于江浙、山东、天津等地，疯狂扫货，购走粮米、生丝、茶叶乃至铜铁等物。其行为…其行为似是配合那兴汉军，搅乱我朝市面，掏空物资啊！”
“他们真的勾结在一起了？”咸丰的声音带着一丝惊恐的颤抖。洋人，在他和许多满清权贵心中，是既依赖又恐惧的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视为维持统治的“外力靠山”。如今这股力量似乎倒向了反贼，这种背叛感，或者说爹不认儿子了的恐惧让他不寒而栗。
焦祐瀛趁机将最棘手的问题抛了出来：“皇上，如今市面已然大乱。各地商民拒收大钱，物价飞涨。就连…就连各地官仓征收税赋，若只收大钱，亦难以采买物资，发放兵饷。这大钱…已是形同废铜，若再不禁铸、停发，恐生民变，军心亦将瓦解啊！”
废除大钱？咸丰脑子里嗡的一声。停了这几乎无本的“造钱”手段，那巨大的财政窟窿拿什么去填？各地的军饷，百官俸禄，还有他这宫中的用度，从哪里出？
暖阁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到咸丰粗重而艰难的喘息声，以及炭火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良久，咸丰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颓然坐回榻上，用微不可闻的声音道：“拟旨…谕令各省，暂停铸造大钱…已铸成者，设法…回收。”
停了，然后呢？没人能回答。
最终，在一种近乎绝望的气氛中，这群大清的精英们，绞尽脑汁，也只能拿出一个堪称掩耳盗铃、祸水东引的方案：
严禁兴汉龙元流通，凡有私藏、使用者，以通匪论处，没收甚至抄家杀头。
严令各地商民，不得拒收官铸制钱及大钱，违者严惩不贷。
至于如何稳定币值，如何填补财政黑洞……“着各地督抚，体察民情，妥善安抚，设法筹措。”
说白了，就是苦一苦百姓，骂名你们来担，让地方官自己去解决这烂摊子。
至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旗人老爷和官僚们？他们自然有办法将损失转嫁出去，依旧维持着体面的生活。
圣旨很快便明发出去。然而，这纸禁令，对于京城内外的普通百姓而言，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更深的苦难。
紫禁城外，前门外大街。
一家粮店前，围满了焦急的民众。
“掌柜的，怎地又涨价了？昨日糙米还是三百文一斗，今日就要五百文了？”
“五百文？您拿当千大钱来，我还按五百文算！若是铜制钱，得七百文！”掌柜的一脸苦相，“不是我要涨，是这钱不当钱啊！我去进货，人家要么要银锭，要么要鹰洋，我收您这大钱，明天就进不了货了！”
“官府不是禁了吗？”
“禁的是龙元关我鹰洋什么事？可禁得住吗？那玩意成色足，分量准，黑市里一块能换两千多文制钱还不止！比官银还硬通！您有门路搞到那个。”掌柜伸手比出一个手势，“我按这个价格给您！”
人群中一片哗然，骂声、哭声、争吵声混杂在一起。一个老汉捏着手里仅有的几串铜钱，看着飞涨的米价，老泪纵横：“这……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而在不远处的酒楼雅间里，几个八旗子弟依旧在醉生梦死。
“听说了吗？南边那群反贼弄出个什么龙元，皇上大发雷霆，下旨禁了！”
“禁得好！一群泥腿子也敢用龙，反了天了！要我说，就该发大兵，把他们老巢给端了！”
“端？拿什么端？僧王的兵在直隶，南边的汉奴兵指望不上。唉，别提这些扫兴的了！听说八大胡同新来了个苏州姑娘，琵琶弹得那是一绝，哥几个晚上去乐乐？”
“同去同去！这银子……啧，家里库房还有几锭官银，先去钱庄兑了这越来越毛的铜钱再说……”
这些吊毛高谈阔论，对禁令拍手称快，仿佛这就能维护住他们摇摇欲坠的尊严。至于市面上的混乱，百姓的哀嚎，与他们何干？
他们依旧能通过关系，将手中的硬通货换成享乐所需，至于底层旗兵和汉民如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并非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
京城，表面维持着畸形的繁华，内里却已开始滋生溃烂的脓疮。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铜钱的购买力直线下跌，信任危机如同瘟疫般蔓延。
在无形的大手面前，咸丰的愤怒与禁令，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场由林远山点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正清晰地映照出这个腐朽王朝末路的图景，它甚至连自己发行的货币，都已无法让人相信。
寒意，真正的寒意，并非来自天气，而是从每个人心底升起，弥漫在整个京城上空。这个春天，对于带清而言，注定比严冬更加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