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源也补充道：“穆中堂所言极是。未必就要抽调，本来就已经因为长毛北上抽调了一批支援河南、安徽，如今可以直接让他们南下。”
杜翰紧接着也接过话来：“且南下平乱，非只需猛将，亦需能员治理地方，收拾人心。臣保举一人，或可当此重任。”
“谁？”
“前任山西襄陵县令，朱次琦。”杜翰道，“此人虽官职不高，但在襄陵任上仅半年，便政绩卓著，民望甚高。且其原籍广东南海，乃粤中名士，素有声望。若以其为参谋或地方善后之任，借助其乡谊，或可瓦解逆匪根基，招抚地方团练绅民，事半功倍。”
咸丰听着，心思转动。他舍不得钱，更舍不得江山。广州的关税和广东的财赋对他太重要了。犹豫再三，那失去财源的恐惧最终压倒了西北可能的风险。
只是后面为选一个满臣领军，却根本找不到一个能用之人，更是让咸丰烦躁，干脆让下面自己选。
“拟旨吧…”他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颓然道，“着陕甘总督遵旨，速选绿营精锐六千，克日启程南下…统兵大将…着一得力满臣担任。另，起复朱次琦，随军南下，招抚安民，筹措粮饷……”
这道旨意，如同之前无数道一样，充满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无奈和侥幸心理。抽调本就任务繁重的陕甘绿营长途跋涉，去攻打刚刚取得大胜、以逸待劳的兴汉军，其胜算几何？
统兵的满臣与朱次琦这样的汉人能吏能否合作？南下大军能否安全穿过被太平军影响的区域？这一切，咸丰已无力深思，或者说，他不愿去深思。他只能像赌徒一样，将这最后一张看似还有点分量的牌打出去，盼望着奇迹的发生。
与紫禁城内死寂般的绝望不同，北京城的街巷胡同里，关于南方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传，在各种场合发酵出光怪陆离的议论。
在什刹海边的王府花园或八旗子弟常聚的茶馆里，尽管寒意渐深，依旧不乏提笼架鸟、聚众饮宴的身影。
“听说了吗？僧王在天津卫又立大功了！把长毛贼寇杀得屁滚尿流！”一个穿着簇新锦袍的年轻旗人，得意地晃着手中的鸟笼，仿佛那功绩有他一份。
“那是自然！我八旗劲旅，岂是那些乌合之众可比？要不是皇上仁德，早些年入关的时候就把他们杀绝种了，哪还有今天这些麻烦！”旁边一人接口道，语气中充满了天经地义的优越感。他们选择性忽略了半壁江山被义军占据，更不愿去想为何吹了几百年的八旗劲旅如今只剩下僧格林沁的马军一支能战之师。
当然，也有少数较为清醒的满人官员或宗室，在私下小聚时，会流露出真正的忧虑。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宗室，抿着杯中的酒，叹道：“想我旗人当年平定四海，如今连广州也…这东南半壁，税收重地，眼看就没了。长毛在江南，汉匪在岭南，这大清的江山…唉，怎么就到了这步田地？”
他眼中有着深深的忧惧，但叹息过后，依旧习惯性地享受着府里丫鬟的捶腿伺候，享受着铁杆庄稼带来的优渥生活。他们的忧虑是真实的，但那种深入骨髓的特权生活，让他们难以真正触及变革的痛楚，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
在前门大街、天桥附近人声鼎沸的茶馆酒肆里，南方的战事则是另一番议论景象。贩夫走卒、小商人、落魄文人聚在一起，消息更为芜杂，态度也更为复杂。
“嘿！哥几个听真了吗？广东那个叶名琛，叶大总督，让人给活捉了！脑袋都没保住！”一个消息灵通的小贩压低声音，带着几分隐秘的兴奋。
“早听说了！不光是他，广州的将军、巡抚，一锅端！叫什么……兴汉军干的！好家伙，比长毛还利索！”
“啧啧，这世道真是变了。你说这兴汉军是什么来头？听说不是长毛那一套信洋人的？”
“谁知道呢？反正啊，官爷们没好玩意儿！苛捐杂税逼得多少人卖儿卖女，死了活该！”
“话不能这么说，毕竟是朝廷命官…不过这兴汉军占了广州，听说开了官仓放粮，还杀了贪官，不知道是真是假…”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口号听着挺唬人，可别再是换汤不换药哟。”
“各位莫谈国事！”掌柜的看话题越来越离谱，连忙拱手，这一下也让其他人笑着附和。
“管他呢！谁坐天下，咱小老百姓不都得交粮纳税？只要别打仗打到这四九城，咱这日子照样凑合过呗！”
议论声中，有对官府的无能和腐败的嘲讽，有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有对“反贼”或许能带来改变的微弱期盼，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和现实的生存哲学。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草芥，无论城头如何变换大王旗，他们的首要任务都是活下去。南方的战火，对于遥远的北边平民而言，更像是一出刺激却隔岸观火的连台本戏，除了带来茶余饭后的谈资和隐约的物价波动，如南方的茶叶、绸缎可能来货少了、贵了，似乎并未能真正撼动他们日复一日的艰辛生活。
然而，一种无形的不安，如同冬日里弥漫的煤烟味，确实在北京城的空气中沉淀下来。
无论是旗人子弟虚张声势的吹嘘，还是平民百姓无奈的调侃，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这个立国二百余年的王朝，其根基正在南方震耳欲聋的炮火和呐喊声中，发出令人心悸的碎裂声。只是，居于帝国中心的人们，有的选择视而不见，沉溺于最后的狂欢；有的则只能被动地等待着那未知的、必将席卷一切的洪流到来。
而此刻的广州城，林远山正在规划着下一步的战略，对来自北方的反应，尚一无所知，即便知晓，恐怕也只会报以一声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