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十年，春。
大宋的岁入数字再次让户部的老吏们拨算盘的手微微发抖。
崇宁九年岁入，两亿三千万贯，比崇宁八年多了五千万贯。
这个数字若放在十年前，哪怕是最敢做梦的宰相也会认为你在说疯话。
那时候，大宋岁入巅峰不过六千万贯，朝廷上下已觉得是亘古未有的丰裕，可开支也大：北边要养兵防辽，北边，西边要赐岁币，中间还有冗官，冗兵，冗费，拆东墙补西墙是常态。
但崇宁十年不一样了。
这两亿三千万贯，是实打实的、刨去所有开支后仍绰绰有余的盈余。
而且，这个岁入可不包括前一年那笔“投资移民”所得的横财，那笔钱专款专用，正在推进大宋基建工程。
朝廷的岁入，纯粹来自于田税，南海诸国的“十一税”粮食折算收入、开拓东极洲的收入、大宋银行印钞的“铸币税”和利息收入、官营工场的利润、海陆贸易的关税，车船税，以及国内新兴行业的商业税等等。
这是一个让任何封建王朝鼎盛时期都黯然失色的数字。
……
阳谷县，紫石街。
武大郎刚盘下街口一间小铺子，招牌是新漆的“武家炊饼”。
铺子不大，前店后坊，能摆下四张桌子。
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和面、发面、上屉，辰时开门，热腾腾的炊饼香气能飘出半条街。
生意一直不错。
阳谷县如今是京东路有名的“棉纺集散地”，城里开了三家大织厂，雇工超过两千人。
这些人三班倒，昼夜不停工，下工的工人总要找地方垫垫肚子。
武大郎的炊饼，实诚，一个抵别家一个半，还便宜一文钱，很快就在工人里有了口碑。
“大郎，来五个炊饼，带走！”
“好嘞！”
武大郎麻利地用油纸包了炊饼，递给客人，收了十五文钱。
他个子矮，相貌有些丑陋，可笑容实在，手脚也勤快。
邻里街坊都能看出来武大郎是个实在人，虽然相貌丑陋了些，可心眼好的很。
所以，在几个常来武家铺子光顾的街坊撮合下。
武大郎娶了附近织厂的一个女工。
这个女工形貌实在是一般，又是个寡妇，但偏偏和武大郎看着般配，人也和武大郎一样实在，所以两人就成了亲。
如今，妻子去做织工，武大郎也开了这家卖炊饼的小铺子，日子眼见着好了起来。
突然，武家铺子门外，进来个高大雄壮的少年，一身短打，浑身是汗，手里提着两条肥鱼。
来人正是武大郎的弟弟，武松，今年十七岁。
“哥哥，我回来了，这是嫂嫂要的鱼。”
武大郎的妻子今天打算给丈夫和小叔子做鱼吃，今天出去上工前给武松嘱咐过回来时记得买鱼。
“今儿个又去河边练力气了？”
武大郎擦擦手，接过鱼。
“跟你说多少回，参军的事有李营正帮着打点，不必这么拼命。”
“嘿嘿，那不行。”武松把汗巾往肩上一搭，咧嘴笑，“李营正说了，朝廷这回招的是‘掷弹兵’，专扔手雷的。力气不大，扔不远，炸不着蛮子，先炸着自己。我得多练练，起码得扔六十步。”
武松在院里摆了块磨盘，天天抱着磨盘练臂力。
前日县里募兵处初试。
武松本就天生神力，再加上天天练力气。
募兵初试那天，武松一口气把三十斤的石锁扔了二十多步远。
把全场所有军官，应征的壮士都看愣了。
这也是李营正看中武松，点名要他的原因。
这般雄壮的小伙子，就该去参军。
“你啊……”武大郎摇摇头，眼里却是笑意。
他生火蒸菜，武松就坐在灶前添柴，兄弟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哥哥，你说咱们这日子，是不是越来越好了？”武松忽然问。
“咋说？”
“你看啊，”武松扳着手指头。
“咱爹娘去得早，那会儿咱家就两间破草房，三亩薄田，交了租子，一年到头喝稀粥。
现在呢？哥哥成了家，有了嫂嫂可以照应着。哥哥有铺子，我也有力气，马上还能去当兵吃皇粮。
我听李营正说，如今当兵的，不光有饷银，家里还能免赋，伤了残了朝廷养着，死了有厚恤……这要放在十年前，想都不敢想。”
武大郎点点头，把蒸好的小菜端上桌，又拿了两个炊饼，让弟弟先吃着垫垫肚子。
武大郎笑道：“是，我听说，这都是官家圣明，还有朝里那位赵相公的功劳。”
“赵相公？”武松眼睛一亮，“是那位同知枢密院事，赵明诚赵相公？”
“咱大宋除了这位赵相公，还有哪位赵相公？”
武大郎说着话，给武松夹了一筷子菜。
“咱们阳谷县今年新修那条沥青路，就是赵相公主持的‘帝国基石’计划里的。还有，城里那家‘惠民药局’，看个头疼脑热只收十文钱，也是赵相公的主意。”
武松扒了口饭，含糊道。
“是，哥哥说的没错，李营正也跟我说，如今军里用的手雷、燃烧弹，都是赵相公当年带着军器监弄出来的。李营正还说，有了这些火器，一个宋兵能打几十个辽兵。”
“所以说啊，二郎。”武大郎叹道。
“咱们能过上好日子，得念着官家和赵相公的好，你去了军中，好好干，杀敌立功，也不枉官家给咱们的这些恩典。”
“合该如此！”武松一拍胸脯。
“等我当了兵，领了手雷，非得扔到辽国皇帝脑袋上不可！”
“哈哈哈哈哈……”
武家兄弟俩都笑起来。
窗外，紫石街渐渐热闹。卖菜的、卖布的、走街串巷的货郎，吆喝声此起彼伏。
街那头，新起的二层小楼正在上梁，鞭炮噼里啪啦响。
那是阳谷县城里第一个房产牙人张罗建的，听说一套两层带小院的宅子，要卖三百贯，还不少人抢。
因为阳谷县的人口，从五年前的八千，涨到了一万五。
织厂、染坊、车马行、饭庄、客栈……
活计多了，人自然就多了。
人多了，房子就不够住。
房子不够住，就有人盖新房卖。
房地产业就这么兴盛起来了。
三百贯，一个熟练织工，不吃不喝要干十年。可若是夫妻俩都在织厂，一年能攒下三十贯，十年也就够了。若是肯冒险，跟着海商跑一趟南海，运气好，一年就能挣回来。
这就是崇宁十年，大宋一个普通县城的日常。
……
汴京，宣德门外。
巨大的圆形建筑巍然矗立，青砖灰瓦，高约五丈，周长超过三百步。正面是三层门楼，飞檐斗拱，气派非凡。
门额上一块巨匾，赵佶亲笔所题“宣德球场”四个金字。
五年前，赵明诚提议首创了足球联赛，风靡汴京。
今年，汴京的足球风潮终于刮到了杭州。
“汴京能搞，咱们杭州为何不能？”西湖畔，一群绸缎商、海商、盐商聚在酒楼里议论纷纷。
这些人看中了汴京足球联赛的成熟运作模式。
杭州知府乐见其成。
球场能带动周边地价、酒肆、客栈，税收自然水涨船高。
于是，杭州富商联名上书大宋足球协会，申请设立“杭州甲级联赛”和“杭州乙级联赛”。
钱？这些人们最不缺的就是钱。
两座能容三万人的新球场，半年内就在西子湖畔拔地而起，用的全是“新式营造法”，气派和汴京的不相上下。
没错，汴京当年的两座两万人球场已经扩建了，扩建到了每座三万人。
将作监的匠人们发明了新的“悬挑”结构——用巨大的木梁从墙体斜向伸出，支撑起上层看台。
如此一来，看台可以向外延伸，在不增加地面占地的情况下，座位从两万增加到三万。
“了不得啊，”一个老汴京仰望着工地，对身旁的儿子说，“我活了大十年，没见过这么高的楼，还只是个看足球的场子。”
“阿爹，这不算高，”儿子在将作监当学徒，颇有些见识。
“泉州那边新建的望海楼，七层，二十多丈高，那才叫高。用的是新式的‘钢筋混凝土’，听说掺了海外来的什么‘火山灰’，比糯米灰浆结实十倍。”
“钢筋混凝土？”
“就是高炉炼出来百炼钢，拉成长条，编成笼子后，浇上混了碎石子的三合土，干了之后，刀砍不动，斧劈不裂。”
儿子比划着。
“如今啊，汴京新建的宅子，但凡有点钱的，都用这个。三层、四层，稳稳的。”
老人听得啧啧称奇。
这世道变得太快。
十年前，汴京城里最高的建筑是大相国寺的塔，十三层，五十多丈，那是前朝传下来的，百年才修成一座。
如今呢？三层小楼遍地都是，四层五层也不稀奇。
盖楼的速度也快，以前起一座宅子要半年，现在两三个月就能封顶。
因为住宅需求越来越大了。
大宋人口近两年在不断膨胀。
汴京一百五十万，杭州一百万，泉州八十万，广州六十万……人多了，地就金贵。
向上要空间，成了最自然的选择。
房地产牙人成了最吃香的营生之一。
他们穿梭在新旧宅院之间，手里攥着一叠叠“房契”，嘴里喊着“坐北朝南，三层小楼，带前后院，只要八百贯”“临街旺铺，二层，可做酒楼，一千二百贯不还价”。
买得起的人还真不少。
跑海的商人，开厂的东家，银行的账房，工场的匠头，甚至踢球踢出名气的球星。
球星把一场关键比赛踢好了，赏钱就有几十贯，一年下来，买个小楼不成问题。
……
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被解决了：土地兼并。
自秦汉以来，所有中原王朝的死穴，都是土地兼并。
耕地有限，人口会增长，人均土地就越来越少。
风调雨顺时还能糊口，一遇天灾，小农破产，土地就被地主、权贵、寺庙兼并。
流民越来越多，朝廷税基越来越少。
最终，王朝崩溃，血流成河，人口锐减，土地重新分配，新朝开始，循环再来。
历朝历代如此。
但崇宁十年的大宋，跳出了这个死亡循环。
怎么跳的？
首先，粮食不够吃了？
没关系，南海的“十一税”每年运回的稻米，堆满了汴京、洛阳、长安的常平仓。
这些粮食不进入市场，专用于平粜、赈灾、军粮。
粮价被死死按在低位，比十年前赵佶刚登基时低了足足六成。
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工匠一天工钱八十文，能买十斤上好白米。
吃饱，从来不是宋人应该担心的问题。
其次，新作物来了。
东极洲带回的玉米、马铃薯如今已经被推广了，不挑地，产量高。
在山地、坡地、沙地都能种。
朝廷大力推广，免费发种子，派农官指导。
许多原先的贫瘠之地，如今也能亩产数石。
粮食从不够，变成了有余。
最关键的是，种地，不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好的出路了。
过去，一个自耕农，守着二十亩地，精耕细作，一年刨去口粮、赋税，能剩下十贯钱，算不错了。
可他的儿子若去城里玻璃厂做工，一年能挣六十贯。
他的女儿若进纺织工场，一年能挣二十五贯。
他家若在城郊，地把土地租出去，收点租子，全家进城务工，一年收入轻松破百贯。
那谁还死守着地不放？
于是出现了奇妙的现象：许多中小地主，反而想把地卖了，套现去城里开铺子、入股工场、甚至集资跑海贸。
因为资本的收益率，远高于土地里刨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