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真正的贫农、佃户，朝廷巴不得他们进城。
工场缺人，码头缺人，修路缺人，各行各业都缺人。
你进城，有活干，有饭吃，有钱赚，就不会成为流民，反而成了消费者，促进商业繁荣。
那地谁来种？
粮价这么低，种地不划算，没人种了怎么办？
朝廷早有准备：农业补贴。
凡在册的耕地，按亩给补贴。
你种一亩麦，除了卖粮的钱，朝廷再额外给你一百文。
这笔钱从哪儿来？从每年两亿多贯的财政收入里出，九牛一毛。
于是，种地虽不如做工暴利，但成了一份“保底”的、稳定的、有尊严的营生。
一个自耕农，好好种地，朝廷给他补贴，粮价有朝廷托底，旱涝有常平仓赈济，自耕农的日子安稳而有余裕。
自耕农的儿子想进城闯荡，他混好了，接家里人进城享福；他混不好，回来还有地，饿不死。
土地，从让人内卷至死的有限资源，变成了国家提供的一项“保底福利”和“战略储备”。
地主不再热衷兼并土地。
因为兼并了也没用。
粮价被压得死死的，纯粹靠地租，收益率远不如投资工商业。
相反，许多开明地主主动把土地“股权化”，让佃户以劳动力入股，收成按比例分，类似“家庭农场”，提高了生产效率，也缓和了矛盾。
没有土地兼并的动力，就没有大量失地流民。
没有流民，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消失了。
这一切的根基，是什么？
是南海的粮食输入，是东极洲的高产作物，是工商业创造的海量就业岗位，是朝廷雄厚的财政实力能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
而这一切的起点，又是什么？
是强大的、能组织跨海远征、能建立殖民体系、能推动技术革命、能构建金融霸权的皇权。
是的，如今的一切，都得益于皇权。
过去的皇权，建立在土地里。
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官僚地主集团是皇权的统治基础。
皇权和官僚地主一起，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
农民活不下去，就造反，王朝更替。
但是，现在的皇权，建立在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
皇帝是最大的银行家、最大的企业家、最大的贸易商、最大的殖民宗主、最大的科技投资人和推广者。
皇权的统治基础，不再仅仅是地主，更是新兴的工商业主、工场主、海商、技术官僚、乃至广大的市民阶层。
一个汴京的纺织工场主，他的原料可能来自河北，江南，他的机器是官营铁场造的，他的产品通过市舶司卖到日本，他的利润依赖朝廷维护的海上航路安全。
他会反对皇权吗？
不会。
皇权越强大，大宋海军越强，商路越安全，他的生意越好做。
一个杭州的海商，他的船是在官营造船厂订的，他的导航员是市舶司培训的，他的贸易许可证是朝廷发的，他在南洋的补给港是朝廷建的。
他会希望皇权衰弱吗？不会。
皇权一旦衰弱，海军就会衰落，海盗也会横行，他的万贯家财就得打水漂。
一个泉州的玻璃匠，他的手艺是在官办工匠学堂学的，他的产品标准是按将作监颁布的“规制”做的，他的市场是靠“大宋制造”这块金字招牌打开的。
他会质疑朝廷吗？不会。
朝廷的技术革新和标准制定，让他的产品可以倾销海外。
甚至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在工场做工，孩子可以去官办的“蒙学堂”认字学算，家人生病可以去“官医院”看成本价的太医。
他走的是朝廷修的沥青路，喝的是官府浚通的干净井水。
老百姓对“皇权”或许没有具体概念，但老百姓对“朝廷”提供的这套秩序、这些便利，有着切身的依赖。
皇权，从抽象的、遥远的、高高在上的“天子”，变成了具体的、无处不在的、提供公共产品和秩序的“根基”。
大多数百姓，不懂什么叫“重商主义”，什么叫“殖民体系”。
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是：现在的日子，是这十年来一天天好起来的。
而这一切好日子，都跟朝廷做的一系列事分不开。
开银行，造火器，造大船，打交趾，建医院，修大路，平粮价。
“官家圣明”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在茶馆里，在工棚下，在市井巷陌，百姓们会真心实意地说。
“如今这光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全赖官家与诸位相公们操持。”
皇权的合法性，从未如此牢固。
因为皇权现在不再是与民争利的象征，而是共同利益的创造者和分配者。
它从百姓身上汲取资源（税收），然后以更高效的方式（基建、福利、安全、秩序）返还给百姓。
甚至，皇权还能从外国，从海外殖民地榨取更多资源，反哺内部。
于是，一个奇妙的共识在大宋帝国内部凝结：
皇权越强大，朝廷越有力量，大宋就能从海外吸更多的血，所有大宋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
“开疆拓土”不再仅仅是武将的功业，而是关系到每个工场主订单、每个海商航线、每个工匠饭碗、每个市民餐桌的具体利益。
“殖民吸血”也不再是一个道德贬义词，而是一个被大宋全民认可的、天经地义的生存法则。
我们宋人更强，我们宋人更聪明，我们宋人更有组织，所以我们宋人理应拿走更多。
那些番邦蛮夷，要么听话跟着我们混，吃点残羹剩饭；要么就被官家的海军碾碎。
一种混合着优越感、进取心和冷酷理性的“帝国心态”，从上至下，悄然成型。
从庙堂上的相公，到市井间的商贾，再到工场里的工匠，都认可了这条道路：
向外，向外，不断向外。
开拓，开拓，不断开拓。
用大宋的商品征服海外的市场，用舰队控制他们的海路，用待遇腐蚀他们的精英，用制度吸纳他们的财富。
大宋的边界，已经不再一亩三分地里了，而在海洋的尽头。
现在的大宋，是一个不再内卷的帝国。
因为它把内部竞争的压力，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技术代差，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动力。
它的内部矛盾，在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输入和无限增长的经济空间中被稀释、化解。
大宋像一个刚刚找到正确食谱的巨人，不再啃食自己有限的肢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无垠的、丰饶的外部世界，并磨利了刀叉。
……
延福宫，睿思殿后苑。
这里新辟了一间静室，不大，铺着西域来的地毯，墙上挂着赵佶亲笔的瘦金体《夏日诗》。
室中无他物，唯有一张长方形的紫檀木大桌，桌面覆着墨绿色的细绒，边缘有软垫。
桌上散落着十六颗象牙制的圆球，其中一颗纯白，其余分色，上标数字。
赵佶手持一根细长的木杆，俯身，眯眼，瞄准。
“啪。”
白球击出，撞在堆成三角状的彩球上，彩球四散。
一颗标着“3”的红色球滚了滚，落入底袋。
“好！”赵明诚在旁观战，抚掌。
赵佶直起身，颇有些得意。
“德甫，你发明的这台球，着实有趣。既考眼力，又考巧劲，还能活动筋骨，比足球文雅，比对弈有趣。”
“官家喜欢便好。”赵明诚笑道。
“此戏既可单人消遣，亦可双人、四人竞技。臣想着，不如在汴京寻个地方，开个‘台球厅’，置办十来张桌子，按时辰收费，让百姓也玩玩。既能添个乐子，也能给朝廷增些税入。”
“啪！”
赵佶又打了一杆，这次没进。
赵佶让开位置，说道：“这主意不错。不过，此物造价不菲吧？”
“官家，您用的可是紫檀木桌，当然贵，”赵明诚一边俯身瞄准，一边说道。
“但若用寻常硬木，桌面铺厚绒布，球用硬木甚至陶瓷，成本便能降下来，一张桌子，连球带杆，十贯足矣。玩一个时辰，收二十文，一天若开六个时辰，便是百二十文。十张桌子，一年下来，也有四百多贯流水。刨去本钱、人工、场地，净利少说二百贯。若是开上十家八家……”
赵佶听得笑起来：“你呀，满脑子都是生意经。”
说着话，赵佶走到窗边，看着苑中初绽的桃花，忽然道。
“德甫，你说……这天下，会不会变得太快了？”
赵明诚正专心打球，闻言顿了顿，将球杆放下。
“官家是指？”
“朕是说，”赵佶转过身，目光有些悠远。
“十年前，朕刚继位时，朝廷还在为西北战事、国库空虚发愁，百姓的日子，也就那样。”
“可现在……足球，台球，玻璃窗，沥青路，官营医院，南海的粮食，东极洲的船队……还有你说的什么‘混凝土高楼’。朕有时半夜醒来，都觉得像在做梦。”
赵明诚走到赵佶身边，也看向窗外。
苑外，汴京城的轮廓在春日阳光下舒展。
远处，宣德球场扩建的脚手架高高耸立；更远处，几栋新建的三层小楼，在旧式平房群落中鹤立鸡群。
街道上，车马粼粼，行人如织。
叫卖声、吆喝声、孩童的嬉笑声，隐隐传来。
“官家，”赵明诚缓缓道，“这不是梦。这是大宋本该有的样子。”
“本该有？”
“是。”赵明诚语气平静，说道。
“华夏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们的工匠，能造出指南针，能印出精美宝钞，能烧出上等瓷器。我们的商人，能远航南海，能深入大漠。我们的百姓，勤劳，聪慧，能吃苦，敢闯荡。我们缺的，从来不是能耐，而是……”
赵明诚顿了顿。
赵佶追问：“是什么？”
“是一个方向。”赵明诚道，“一个告诉所有人，力气该往哪儿使，聪明该用在何处，胆量该去往何方的方向。”
“过去，这个方向是土地，是挤在那一亩三分地上内斗，内卷。所以，我们发明了火药，却一开始只用来做爆竹；我们有了指南针，却一开始只用在风水罗盘上；我们发现了海外，却一开始只当作蛮荒之地，不屑一顾。”
赵明诚转向赵佶，目光灼灼。
“但现在，官家给了大宋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向外开拓。”
“南海有粮，就去取粮；东极洲有金，就去采金；天下有技艺，就去学；世间有财富，就去赚。”
“我们的工匠，不必再去琢磨怎么把爆竹做得更响，而去研究怎么让手雷扔得更远；我们的商人，不必再为几文钱在市面上勾心斗角，而可以扬帆出海，与万国贸易；我们的农夫，不必再守着贫瘠的土地看天吃饭，而可以去南海垦荒，去工场做工，去修路，去盖楼。”
“官家，内斗永远没有赢家。因为咱们自己的饼就那么大，你多咬一口，他就得饿着，但向外开拓，饼会越做越大。百姓有了活路，商人有了财路，将士有了功路，朝廷有了税路。”
赵佶默然良久，轻轻吐出一口气。
“所以，你是说……大宋不再内卷了？”
“是。”赵明诚点头。
“因为我们不必再卷了。我们有南海，有东极洲，有源源不断的粮食、黄金、木材、香料。我们有用不完的人力，有学不完的技艺，有赚不完的财富。我们现在的烦恼，不是‘不够分’，而是‘怎么分得更好，怎么让所有人都相信，跟着朝廷走，一定能分到更多’。”
接着，赵明诚拿起桌上的白球，在手中掂了掂。
“官家，台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桌上永远有球可打，有洞可进。若桌上只有一颗球，两个人抢，那叫争斗，不叫游戏。”
“而现在，我们桌上，有十五颗球，六个洞。我们要想的，不是怎么抢那颗唯一的球，而是怎么用最漂亮的杆法，把它们一一送进洞中。”
赵佶看着赵明诚，忽然笑了。
“德甫，你总是能把最深的道理，说得这么明白。”
赵佶走回台球桌边，拿起球杆。
“来，陪朕再打一局，这次，朕要一杆清台。”
“啪。”
白球击出，彩球在墨绿色的绒布上滚动、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一颗标着“8”的黑球，在桌沿弹了一下，稳稳落入中袋。
窗外，依旧春光明媚。
汴京城里，足球场的扩建工地上，号子声震天。
阳谷县，武大郎的炊饼铺子，又一笼炊饼出锅，热气腾腾。
杭州，新的足球场刚刚奠基，富商们举杯相庆。
泉州港，一艘三千料的海船正在装货，准备驶向南海。
南海，安南都护府的屯田里，新插的稻秧在风中泛起绿浪。
东极洲，大宋水师正在蕃人的带领下去挖掘新的一批黄金，白银，砍伐新的巨木。
这个帝国，不再内卷。
因为它已经睁开了眼睛，看见了整个世界。
而世界，正等着它去征服。
（灭辽夏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