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韩国，金浦机场。
下午三点刚过，国际到达大厅的接机口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上百名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在隔离带后面挤成了三四层人墙，最前排的摄像记者把三脚架支得密不透风，后排的文字记者踮着脚尖举着录音笔往前够。
机场安保临时加派了两组人，在接机口两侧拉起了隔离桩，几个穿荧光背心的地勤站在人群外围用对讲机低声沟通着什么，脸上的表情既紧张又困惑。
金浦机场运营这么多年，除了国家元首到访，极少见过这种阵仗，这立刻吸引了不少刚下飞机的韩国人围观。
人堆里，一个戴棒球帽的年轻男人拉了拉旁边同伴的袖子，语气里带着不加掩饰的惊叹：“这阵仗，是哪个国家元首来了？”
他旁边站着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脖子上挂着《中央日报》的工牌，正踮着脚尖往接机口方向张望。他头也不回：“中国人。”
“中国人？”
棒球帽一愣，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不远处，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展开两条刚印好的横幅，红底白字，韩文在上，中文在下：
“热烈欢迎《南京照相馆》导演、《她的名字》艺术顾问任夏，历史顾问邹建平教授一行访韩”。
横幅旁边还立着一块临时制作的欢迎展板，上面印着《南京照相馆》和《她的名字》的电影海报。
戴眼镜的中年记者终于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语气里带着一种“你最近是不是没看新闻”的无奈：
“任夏导演。去年那部在韩国卖了一千三百亿韩元的南京大屠杀电影，就是他拍的。”
棒球帽愣了片刻，声音里带着几分困惑：
“等一下，我们韩国人的电影，拍的是我们大韩民国的历史伤痛，为什么要请一个中国人来当艺术顾问？”
中年记者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一个穿咖啡色风衣的娱乐记者先凑了过来，主动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一丝炫耀的意味：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金成勋导演这次拍《她的名字》，很多关键史料都是任夏导演出面搜集的。他名下有一个历史记忆行动委员会，在美国已经办过好几场南京大屠杀史料展，影响力很大。”
“这次开机之前，委员会还专门向韩方捐赠了两百多件日军占领朝鲜期间的暴行资料，里面有好几份是韩国本土档案里都没有的原件。而且任夏导演和金成勋导演的交情是天才导演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
“任夏导演担任监制的电影，金成勋导演担任艺术顾问，现在金成勋导演的电影要开拍了，任夏来当艺术顾问，他们之间的交情虽然时间不长，可不是你们所能揣测的。”
棒球帽消化了几秒钟，脸上原先那种困惑的表情逐渐被一种微妙的、掺杂着民族自豪感的满足所取代。
他伸手推了推帽檐，用一种一本正经的语气宣布了自己的结论：“这个人导演水平这么高，作品深度又够，还愿意这样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大韩民国，他的身体里一定有我们韩国人的血脉。”
咖啡色风衣记者和那名中年记者先是一愣，然后颇有同感地立刻点了点头，准备把这个猜测写到新闻素材中。
就在这时，接机口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快门声。任夏和邹建平在几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出了廊桥区域。
任夏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单排扣风衣，推着行李车走在邹建平旁边。
他似乎对接机口挤成这样的场面有些意外：韩方事前确实通报过会有记者到场，但通报的数字远没有眼前这么夸张。
金成勋快步迎上去，西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太极旗胸针，气色比在北京时好了不少，但握手时任夏能感觉到他手心微微发潮。
他先跟任夏握了手，又向邹建平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侧身介绍站在旁边的一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人：“这位是朴副会长，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分管国际合作的负责人。”
欢迎标语已经在接机口旁边展开，记者们蜂拥过去，长枪短炮在隔离带后面挤得几乎要翻过来，前排几个摄像记者为了抢机位差点绊在一起，一个年轻女记者被挤得单脚跳了两步才稳住身体。
金成勋事先并没有料到机场的记者数量会这么多，他看了看众人，又跟朴副会长低声交换了几句韩语，随后向任夏投来征询的目光。
任夏点了点头，侧身走向接机口旁边刚刚辟出的临时采访区，顺手把那辆行李车轻轻推到墙边。
朴副会长先对着麦克风讲了几句欢迎词，无非是“韩中文化交流的典范”“历史伤痛需要共同面对”之类的外交辞令，但语调里带着一种不常见于这类场合的郑重。然后他把话筒让给了任夏。
任夏接过话筒，扫了一圈面前那一片密密麻麻的镜头，等快门声稍歇，才开口说话。他的语速不快，但没有一句冗余。
“感谢朴副会长和金成勋导演的热情接待。我来韩国，不是为了站在这里讲漂亮话的。”
翻译把这句话翻成韩语的时候，记者群里出现了一阵极短暂的骚动。他们原本以为会听到“很荣幸来到美丽的首尔”之类的标准开场白，但任夏的稿子里显然没有这种安排。
“去年，《南京照相馆》在韩国上映的时候，釜山有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让她女儿搀着走进电影院，看完了整场电影。散场后她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了一句话：‘日本人欠我们的，不止是一个道歉。’这位老人不是中国人，她是韩国人。她的姐姐在一九四三年被日军从釜山抓走，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他停了等翻译把话递完，记者群里安静得只剩下快门偶尔响起的咔嚓声。那些原本只打算拍几张照片就回去发通稿的娱乐记者，此刻都把录音笔举高了一点。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以中国导演的身份，也不是以艺术顾问的身份。我是以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愿意和所有被日本军国主义伤害过的国家站在一起的人。”
“历史不会因为有人假装忘记就真的过去。三十万南京死难者，二十万朝鲜半岛慰安妇，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被摧毁的家庭，一个一个没有等来道歉的老人。”
“金成勋导演的这部电影，叫《她的名字》。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那些被抹去的名字重新被记住。”
他把话筒交还，退后半步微一鞠躬。
几秒钟的肃静之后，掌声忽然涌起来。前排几个年轻记者把手举过头顶鼓掌，后排有个女记者摘掉眼镜在擦眼角。
金成勋在旁边站得笔直，眼眶微红，接过话筒时声音发紧，但一字一顿地宣布了三件事：
第一，《她的名字》的全部导演片酬将捐给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基金会；
第二，任夏导演答应作为本片的艺术顾问，全程参与拍摄和指导，不收取一分片酬；
第三，任夏旗下的历史行动委员会，将会在电影上映后，帮助指导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基金会开展海外展览工作。
掌声再次涌起来，比刚才更持久，甚至引发了欢呼声。
临时采访结束后，任夏一行在韩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穿过VIP通道，登上停在出口处的黑色奔驰商务车。
两侧各有一辆韩国警方派出的勤务车护送，他上车后往后看了一眼，金浦机场的落地玻璃幕墙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着冷白色的光，车队平稳驶入高速，往江南区方向驶去。
入住酒店的过程安静得几乎没有任何声响。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只对外公布了机场接机的媒体采访环节，酒店信息全程封闭。
从大堂到电梯口短短十来米，安保人员提前做了一次逐点排查，两部电梯中的一部被临时设为专用，随行安保先侧身挡门，等轿厢停稳才让开。任夏和邹建平被安排在十七楼相邻的两个套间，窗景正对汉江。
当然，这只是韩国人的安保团队，在任夏随行的人员中，还有国安部门安排的团队，他们早已提前抵达，对任夏和邹建平教授居住的套房进行了全面检查。
天色渐晚，对岸楼群灯影初上，江面在暮色里泛着灰蓝的冷光。
任夏没有开大灯，只留了一盏落地灯，橘色光圈在书桌前投下明暗分明的边界。
他把从酒店服务手册中抽出来的首尔交通图摊在桌上，只是大致认了认方向和主要干道布局，又把它折回去夹进手册，摆在一边。
没多久，老张的电话从内线打进来。“任导，方便的话我现在过来。”
“直接来。”
老张穿了一身酒店服务生的灰色工装，袖口挽到小臂，像是刚从哪个楼层巡检回来的维修工。
“今天机场的发布会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韩媒那边已经发出去了，标题一个比一个猛。金成勋公布零片酬和联合展览的事之后，韩网上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估计日本人会坐不住了。”
任夏给他倒了杯水，推过去。“日本人有反应了？”
“对，”老张把水杯端起来没有喝，放在茶几上，“我们根据国内抓住的尾巴，已经定位到了他们的团队，是一家日资的酒店，规模不小，十有八九是要动手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明天在你出行的道路上。”
“大概地点在哪儿？”
“大概是在这里。”
老张说着摊开那本服务手册，翻到交通图那一页，用手指虚划过那条贯穿江南区直通慰安妇纪念馆的主干道。
“这条路上有一段较长的封闭隧道，这段道路是目前最有可能被选为伏击点的位置，如果错过这里，他们想要动手恐怕就难了。”
同一时间段，距离任夏所住酒店不到四公里的另一栋大楼里，另一场对话正在完全不同的氛围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