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陷阱。
任夏开口了。
“你刚才提到了村山谈话。”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1995年，村山富市说，日本‘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一次道歉。”
他顿了顿。
“那我想请问这位记者，你知道德国在战后是怎么道歉的吗？”
女记者愣了一下。
“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那一跪，不是作秀，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承担。德国人跪了，日本人呢？他们只是站着说了几句话。”
“1995年，村山富市说了几句话。2005年，小泉纯一郎说了几句话。2010年，菅直人又说了几句话。说了几十年，说的还是同样的话，做的是什么事？”
任夏的声音拔高了一点。
“他们每年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里供着什么人？供着东条英机，供着那些甲级战犯。一个首相，一边说‘反省道歉’，一边去参拜战争罪犯。这叫诚意？”
台下安静了。
女记者的笑容僵在脸上。
“德国人把纳粹历史写进教科书，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的国家做过什么。德国人追着犹太人道歉七十年，赔偿了几百亿美元。德国人建了几百座纪念馆、博物馆，让那段历史永远刻在民族的记忆里。”
“日本做了什么？”
“他们改了教科书，他们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把战犯当英雄供奉。他们资助学者写文章，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你管这叫‘足够的诚意’？”
女记者脸色变了。她站在那里，手里的笔记本攥得发皱，手足无措，最终被旁边的同行拽着坐下。
而此时，媒体区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山本健一几乎是在女记者坐下的同一瞬间举起了手。他的动作很快，像是怕别人抢在他前面。
“任导，我是《读卖新闻》的山本健一。”
他站起来，声音很稳，带着一种刻意压制的平静。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冷得像刀。
“我有一个问题。”
任夏看了他一眼：“请说。”
山本健一没有急着开口。他先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放在桌上。那张纸上密密麻麻打印着数字和表格，显然准备了很久。
“任导，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像是在法庭上宣读证据。
“1979年，日本开始对中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到2010年为止，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超过3.3万亿日元的贷款，约合300多亿美元。这些钱建成了京秦铁路、南昆铁路、首都机场、上海宝钢、武汉长江二桥——”
他念了一长串名字，每一个都是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
“我想请问您，如果没有日本的这些援助，中国的改革开放能走得这么顺利吗？您是否承认，日本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说完，抬起头，看着任夏。那目光里有一种笃定，像是在说——这个问题，你没法答。
任夏看着山本健一，笑了。
那笑容很淡，但山本健一看到那个笑容的时候，心里莫名地紧了一下。
“山本先生，你刚才念的那串名单，很详细。京秦铁路、南昆铁路、首都机场、上海宝钢——都是中国的重要项目。”
他顿了顿。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些项目，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山本健一愣了一下。
“当然是低息贷款。”他说，“但利息很低，条件很优惠——”
“那就是收费的。”任夏打断他，“低息贷款也是贷款，不是白送。日本人借钱给中国，中国人用这些钱建了铁路、机场、钢厂，然后连本带利还给了日本。”
“这是生意，不是慈善。”
台下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山本健一的脸色变了。
“但是——”他试图辩解，“这些贷款的利率远低于市场水平——”
“所以呢？”任夏再次打断他，“你借给别人一笔低息贷款，别人就要感激你一辈子？你借的钱，别人还了，你还要别人欠你的人情？这是什么逻辑？”
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山本健一。
“山本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日本在二战中从中国掠夺了多少财富吗？”
山本健一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告诉你一组数字。”任夏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1937年到1945年，日本从中国掠夺的黄金仅被记录在案的，就有超过6000吨。这还只是黄金，不包括白银、文物、矿产、粮食。”
“6000吨黄金，按现在的市价，超过2000亿美元。”
“日本借给中国3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然后从中国掠夺了2000亿美元的财富。你告诉我——这笔账，该怎么算？”
台下彻底安静了。
山本健一站在那里，脸色铁青。他手里的那张纸被攥得皱巴巴的，上面的数字此刻看起来像是某种讽刺。
“那......那些贷款是战后的事情，和战争无关。”
“当然有关。”任夏的声音冷下来，“你偷了别人100块钱，过了几十年，借给别人10块钱，然后说‘你看我多好心’。这叫无耻。”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山本健一张了张嘴，反驳：“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的事？”任夏看着他，“你刚才提ODA贷款，提的是1979年到2010年的事。那也是过去的事。为什么你可以提过去的好事，不让我提过去的坏事？”
山本健一陷入短暂沉默，但媒体区的攻势没有停。
山本健一刚坐下，他旁边的另一个日本记者就站了起来。那人四十来岁，圆脸，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胸牌上写着“产经新闻”。
“任导，我是《产经新闻》的田中秀树。”他的声音比山本健一柔和得多，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理性”腔调，“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请说。”
田中秀树推了推眼镜，脸上带着一种“我只是想理性讨论”的表情。
“任导，您在电影里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这当然是历史的悲剧。但我有一个困惑：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了，现在的日本人，和当年的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温和。
“那些在战争中的日本士兵，绝大多数已经去世了。现在的日本人，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他们没有参与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想请问您，让现在的日本人承担祖辈的罪责，这是公平的吗？”
问题一出，台下安静了。
这个问题的难度，和前两个相比完全上升了一个量级。
田中树秀的问题，看似讲道理，实则在偷换概念，把‘追究历史责任’偷换成‘让当代日本人承担罪责’，如果稍不注意，就会被扣上煽动仇恨的帽子。
任夏深吸一口气，看向对方：
“田中先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让现在的日本人承担祖辈的罪责，公平吗？”
“我的回答是：当代的日本民众，他们没侵略过中国，他们是无辜的。”
台下有人愣住了。连田中树秀都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任夏会这么回答，他脸色一喜，刚想开口继续问，但任夏没有给他机会，后续的言论如同连珠炮砸了过来：
“但责任是日本整个国家的。”
他的声音
“一个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杀了几千万中国人。这个国家，欠了中国人一个交代。这个交代，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消失，不会因为换了政府而作废，不会因为那一代人死光了就自动清零。”
“因为国家是连续的。今天的日本，还是那个1937年的日本吗？是同一个国家，同一面国旗，同一首国歌，同一个天皇的后代。他们没有换国号。”
“所以，今天的日本政府，有责任为当年的战争罪行负责。”
田中秀树的脸色变了，但任夏还在继续。
“田中先生，你刚才的问题里，有一个预设。”任夏的目光变得锋利，“你说‘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七十年，很长吗？”
“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的事。到今天，七十七年。你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哪一年解放的吗？1945年。到今天，六十九年。比南京大屠杀还晚八年。”
“德国人有没有说战争已经过去七十年了，别揪着不放？没有。他们每年都在纪念，每年都在反思，每年都在赔偿。”
“为什么德国人可以，日本人就不行？”
台下响起掌声。不是那种礼节性的、稀稀拉拉的掌声，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烈的掌声。
田中秀树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他想反驳，但任夏的逻辑太严密了，每一个点都卡得死死的，他根本找不到缝隙。
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
“哪里不同？”任夏追问，“是你们不如德国人一样被彻底清算，还是你们没有真正反思的决心？”
田中秀树彻底说不出话了。他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然后坐下了。坐下的动作比山本健一还快，像是想尽快从聚光灯下消失。
他站在台上，目光扫过媒体区。那些日本记者坐在一起，面色铁青。山本健一低着头，手里的资料被他攥得皱巴巴的。田中秀树推了推眼镜，假装在看笔记本。
但任夏知道，风暴还没有过去，因为那些美国记者，还没有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