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1日,凌晨,九龙城寨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九龙城寨上时,阿苏已经站在杂货铺门口抽了三支烟。
那些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已经被花上了拆迁标志。
阿苏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他在城寨住了四十年。
四十年,一万四千多个日夜。
这里的每一条巷道他都走过,每一栋楼他都进去过,每一个人他都认识。
“阿苏叔,新年快乐。”
身后传来声音。阿苏回头,看见几个街坊提着年货走过来。
陈伯、李婶、周叔。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袄,脸被冻得通红,但眼睛里有光。
“阿苏叔,今年过完年,城寨里就开始陆续要搬出去了。”陈伯说。
阿苏点点头。
“是啊。快了。”
他招呼几个人进铺子坐。
铺子里还是老样子。货架上摆着烟酒零食——香烟、白酒、糖果、瓜子、饼干、汽水。
柜台后面那张破旧的藤椅,藤条已经断了几根,用胶布缠着。
墙角那个永远烧着开水的老式煤炉,炉子上坐着一把黑漆漆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墙上挂着一本老黄历,翻到新的一页——1991年1月1日,农历庚午年十一月十六,元旦。
阿苏给几个人倒了茶。
“喝茶。今年的新茶。”
几个人坐下,喝着茶,聊着天。
同日上午,全港各大媒体新年特刊
1991年的第一天,香江各大报纸都推出了新年特刊。九龙城寨拆迁安置问题,成为多家媒体的焦点。
《明报》头版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城寨清拆:一场历时四年的城市手术》。
“自1987年港府宣布清拆九龙城寨以来,已过去四年。
四年间,四万八千余名居民完成登记,三千余套公屋陆续开始交付,数百家小作坊正在寻找新的栖身之所。
这场城市手术,正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本报记者走访观塘、新界多处安置点发现,已入住的城寨居民对新居普遍满意。
六十二岁的陈伯对记者说:‘以前在城寨,没水没电没厕所,做饭要生炉子,上厕所要跑几百米。
现在什么都有了,干净、亮堂、方便。’”
“但亦有部分居民反映,安置房距离工作地点较远,通勤成本增加。
在观塘工厂打工的阿民说:‘以前住城寨,走路上班十分钟。
现在搬来观塘,反而要坐车去荃湾上班,来回两个小时,车费一天十几块。’”
“有城寨小作坊主表示,简易厂房的租金虽低于市价,但仍比城寨高出数倍,经营压力不小。
做鱼蛋的阿莲说:‘在城寨的时候,一个月租金几百块。搬出去之后,一个月要两三千。
虽然政府有补贴,但还是吃不消。’”
“有学者指出,城寨清拆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清除,更是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的痛苦过程。
政府应在过渡期内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包括技术培训、贷款扶持、市场对接等,避免这些手艺人因无法适应正规市场而被迫转行或失业。”
《信报》经济版的标题是《城寨拆迁的经济账:三十二亿港元投入,能否换回城市长远发展?》。
“据统计,城寨清拆及安置工程总耗资预计超过三十二亿港元,涵盖赔偿、安置、公屋建设、简易厂房等各项开支。
这笔巨额投入,能否换回城市的长远发展?”
“有经济学家认为,城寨拆迁的最大收益,不是物理空间的腾挪,而是将数万底层劳动者纳入正规经济体系的过程。
这些人在城寨里从事各种小本经营,虽然养活了自己和家人,但游离于正规经济之外,不纳税、不受监管、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一旦他们完成正规化转型,成为香江经济的新生力量,其创造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将远高于三十二亿的投入。”
“但也有观点指出,正规化转型需要时间,需要成本,需要政策支持。
那些在城寨里干了二三十年、已经四五十岁的手艺人,让他们重新学习、重新适应、重新办证,难度很大。
政府应在过渡期内提供更多‘软性支持’,而非简单地把他们赶进正规市场。”
“有金融界人士提醒,城寨拆迁的三十二亿投入,只是开始。
接下来还有城寨原址的公园建设、周边区域的规划开发、流散人员的后续管理等,都需要持续投入。
这笔账,要算长远。”
《东方日报》社会版的标题是《城寨最后的日子:他们为何不愿搬走?》。
“本报记者深入城寨废墟,探访最后一批留守居民。
他们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在城寨开了一辈子杂货铺的老板,有等待最后一批公屋分配的年轻夫妇。
他们不愿搬走的原因各不相同。”
“七十岁的陈伯说:‘我在城寨住了五十年,这里的一砖一瓦我都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