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1日，凌晨，九龙城寨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九龙城寨上时，阿苏已经站在杂货铺门口抽了三支烟。
那些密密麻麻的违章建筑已经被花上了拆迁标志。
阿苏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他在城寨住了四十年。
四十年，一万四千多个日夜。
这里的每一条巷道他都走过，每一栋楼他都进去过，每一个人他都认识。
“阿苏叔，新年快乐。”
身后传来声音。阿苏回头，看见几个街坊提着年货走过来。
陈伯、李婶、周叔。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袄，脸被冻得通红，但眼睛里有光。
“阿苏叔，今年过完年，城寨里就开始陆续要搬出去了。”陈伯说。
阿苏点点头。
“是啊。快了。”
他招呼几个人进铺子坐。
铺子里还是老样子。货架上摆着烟酒零食——香烟、白酒、糖果、瓜子、饼干、汽水。
柜台后面那张破旧的藤椅，藤条已经断了几根，用胶布缠着。
墙角那个永远烧着开水的老式煤炉，炉子上坐着一把黑漆漆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墙上挂着一本老黄历，翻到新的一页——1991年1月1日，农历庚午年十一月十六，元旦。
阿苏给几个人倒了茶。
“喝茶。今年的新茶。”
几个人坐下，喝着茶，聊着天。
同日上午，全港各大媒体新年特刊
1991年的第一天，香江各大报纸都推出了新年特刊。九龙城寨拆迁安置问题，成为多家媒体的焦点。
《明报》头版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城寨清拆：一场历时四年的城市手术》。
“自1987年港府宣布清拆九龙城寨以来，已过去四年。
四年间，四万八千余名居民完成登记，三千余套公屋陆续开始交付，数百家小作坊正在寻找新的栖身之所。
这场城市手术，正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本报记者走访观塘、新界多处安置点发现，已入住的城寨居民对新居普遍满意。
六十二岁的陈伯对记者说：‘以前在城寨，没水没电没厕所，做饭要生炉子，上厕所要跑几百米。
现在什么都有了，干净、亮堂、方便。’”
“但亦有部分居民反映，安置房距离工作地点较远，通勤成本增加。
在观塘工厂打工的阿民说：‘以前住城寨，走路上班十分钟。
现在搬来观塘，反而要坐车去荃湾上班，来回两个小时，车费一天十几块。’”
“有城寨小作坊主表示，简易厂房的租金虽低于市价，但仍比城寨高出数倍，经营压力不小。
做鱼蛋的阿莲说：‘在城寨的时候，一个月租金几百块。搬出去之后，一个月要两三千。
虽然政府有补贴，但还是吃不消。’”
“有学者指出，城寨清拆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清除，更是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的痛苦过程。
政府应在过渡期内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包括技术培训、贷款扶持、市场对接等，避免这些手艺人因无法适应正规市场而被迫转行或失业。”
《信报》经济版的标题是《城寨拆迁的经济账：三十二亿港元投入，能否换回城市长远发展？》。
“据统计，城寨清拆及安置工程总耗资预计超过三十二亿港元，涵盖赔偿、安置、公屋建设、简易厂房等各项开支。
这笔巨额投入，能否换回城市的长远发展？”
“有经济学家认为，城寨拆迁的最大收益，不是物理空间的腾挪，而是将数万底层劳动者纳入正规经济体系的过程。
这些人在城寨里从事各种小本经营，虽然养活了自己和家人，但游离于正规经济之外，不纳税、不受监管、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一旦他们完成正规化转型，成为香江经济的新生力量，其创造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将远高于三十二亿的投入。”
“但也有观点指出，正规化转型需要时间，需要成本，需要政策支持。
那些在城寨里干了二三十年、已经四五十岁的手艺人，让他们重新学习、重新适应、重新办证，难度很大。
政府应在过渡期内提供更多‘软性支持’，而非简单地把他们赶进正规市场。”
“有金融界人士提醒，城寨拆迁的三十二亿投入，只是开始。
接下来还有城寨原址的公园建设、周边区域的规划开发、流散人员的后续管理等，都需要持续投入。
这笔账，要算长远。”
《东方日报》社会版的标题是《城寨最后的日子：他们为何不愿搬走？》。
“本报记者深入城寨废墟，探访最后一批留守居民。
他们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在城寨开了一辈子杂货铺的老板，有等待最后一批公屋分配的年轻夫妇。
他们不愿搬走的原因各不相同。”
“七十岁的陈伯说：‘我在城寨住了五十年，这里的一砖一瓦我都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