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出去，住那些新楼，干净是干净，但没熟人，没老街坊，不习惯。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跟谁说话。’”
“五十岁的李婶说：‘我在城寨开了三十年缝纫铺，街坊邻居都找我改衣服、做窗帘。
搬出去之后，谁还找我？
外面的裁缝店那么多，我一个老太婆，竞争不过人家。’”
“三十岁的小李夫妇则说：
‘我们申请了公屋，但还没批下来。听说要等到明年。
希望政府能快点，我们想早点搬出去，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城寨里的学校太破了，老师都不愿意来。’”
“还有几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他们的理由更复杂——
有人有案底，怕出去后被警方盯上；
有人在城寨里干偏门生意，出去后断了财路；
有人根本没有身份证明，出去后就是‘黑人’，寸步难行。”
《南华早报》英文版的标题是“Kowloon Walled City: From Lawless Enclave to Public Park”。
“九龙城寨，这个曾经的法外之地，正在变成一座城市公园。一百多年的历史，即将画上句号。”
“有历史学者指出，城寨的消失，标志着香江一个特殊时代的终结。
那个‘三不管’的年代，那些在夹缝中生存的人们，那些藏在暗处的故事，都将成为历史。
未来的人们，只能从照片、文字和电影中，了解这个曾经存在过的地方。”
“但也有市民担心，城寨拆除后，那些流散出去的犯罪分子、灰色产业人员，会分散到香江各处，给社会治安带来新的压力。
去年警方在城寨的大搜查，缴获了大量枪支、毒品、炸药，证明这里确实是犯罪分子的藏身地。
这些人一旦流散出去，可能成为新的隐患。”
“警方发言人表示，已加强对此类人员的监控，并与内地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防止犯罪分子流窜作案。”
同日下午，中环立法局大楼外
立法局新年第一个工作日。
大楼外的广场上，几个民间团体正在请愿。
警察站在旁边维持秩序，记者们围在周围拍照采访。
请愿的人群分成几拨。
一拨人举着“我们要公屋！”的标语。
他们是还在等待安置的城寨居民。一年多前就登记了，申请了，但公屋迟迟批不下来。
“我家四口人，挤在城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里，没水没电没厕所。
孩子都十岁了，还没写过一次像样的作业。
晚上点蜡烛看书，眼睛都快看坏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
旁边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孩子才一两岁，在怀里睡着了。
“我们申请了一年了，每次去问，都说‘正在审核’‘再等等’。等到什么时候？孩子都大了。”
还有一群人，举着“支持城寨拆迁，还香江一个干净的城市”的标语。
他们是支持拆迁的市民，觉得城寨是城市的毒瘤，早该清除。
“我在九龙城住了三十年，城寨就在我家旁边。
那里面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干。我女儿晚上都不敢出门，怕遇到那些烂仔。”
一个五十多岁的师奶说，“现在好了，拆了，干净了。以后建公园，我们也有地方散步了。”
三拨人各喊各的口号，互不相让。警察站在中间，防止他们冲突。
记者们穿梭其间，采访、拍照、记录。
新年的第一天，香江并不平静。
下午三点，政府合署新闻发布厅
港府召开新年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厅里坐满了记者，长枪短炮对准讲台。
发言人姓陈，五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穿深蓝色西装，打红色领带。
他在港府工作了二十多年，经验丰富，知道怎么应付记者。
他面对几十家媒体，宣读了一份声明——
“九龙城寨拆迁工作进展顺利。
截至目前，已有四万二千余名居民完成登记，两千余户迁入观塘、新界等地的公屋。
简易厂房建设即将完工，预计今年九月交付使用，可容纳数百余家城寨小作坊。
政府将继续与剩余居民沟通，争取在今年内完成全部搬迁工作。”
话音刚落，记者们就举起手来。
陈发言人点了一个《明报》的记者。
“发言人先生，有城寨居民反映，安置房距离工作地点太远，通勤成本增加。政府有何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