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声音发苦：
“这是阳谋啊。
用的是‘加强监管’、‘保护环境’、‘保障公众利益’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连反驳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破局。”
余海东说，“但不是硬碰硬。硬碰硬，我们玩不过他们，港府现在还是英国人说了算。”
“那怎么办？”
余海东看了看表：“我明天飞北都。”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你要去找……”郭炳湘没说完。
“对。”余海东点头，“有些事，需要更高层面的沟通。光在香江这个小池塘里扑腾，掀不起大浪。”
郑裕佟在电话里问：“需要多久？”
“三天。”
余海东说，“这三天，各位尽量稳住手头的项目，能推进的推进，实在被卡住的，先放一放。
等我回来，我们再从长计议。”
会议在压抑的气氛中结束。
周二上午，北都宾馆
余海东走进会客室时，秦怀远正在接电话。
老人抬手示意他稍坐，继续对着话筒说话。
“……对，原则不能退让。香江是自由港，自由港的核心就是贸易便利……嗯，我明白港府的考量，但过度监管会损害营商环境……”
五分钟后，秦怀远挂断电话，转向余海东：“抱歉，刚才是经贸办的一位同志，也在谈香江的事。”
“秦老日理万机。”余海东微微欠身。
“直接说正事吧。”
秦怀远示意余海东坐下，“你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些政策草案，我们这边也收到了风声。港府这次的动作，很有章法。”
余海东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材料：
“这是目前已知的七份草案的摘要，涉及土地、环保、贸易、消防等多个领域。
如果全部实施，华资企业特别是从事基建、地产的，会受到严重冲击。”
秦怀远接过材料，戴上老花镜仔细翻阅。
会客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窗外是北都夏日的蝉鸣，但室内的气氛却凝重如冬。
良久，秦怀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确实很棘手。这些草案，单看每一条都‘合理合法’，都有‘国际惯例’可循。
但组合在一起，针对性就很明显了。”
“所以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地反驳每一条草案。”
余海东说，“那会陷入被动，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我们能不能跳出‘华资vs英资’这个框架，把问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余海东身体前倾，“比如，把这些草案对香江整体营商环境的影响，做成一份专业的分析报告，通过合适的渠道，递交给国际商会、世界银行这些组织。”
秦怀远眼睛一亮：“继续说。”
“香江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靠的就是自由开放、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
余海东语速加快，“如果港府以‘加强监管’为名，实际上层层设卡、处处拖延，损害的是香江的国际竞争力。
这个道理，国际资本听得懂。”
“好思路。”
秦怀远点头，“用国际规则，来制衡港府的本地政策。但具体怎么做？”
余海东早有准备：
“我们华商联合会可以委托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比如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做一份《香江营商环境评估报告》。
重点分析过度监管对投资效率、项目成本、市场活力的负面影响。
报告完成后，可以在《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国际媒体上发布。”
“同时，”他继续说，“我们可以通过北极星在伦敦的关系，联络一些在英国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
比如英国工业联合会、伦敦金融城公司，请他们关注这些草案对英资在港业务的长远影响。
毕竟，英资企业也要在香江做生意，过度监管对他们同样不利。”
秦怀远沉思片刻：
“这是一步好棋，但需要时间。
报告从筹备到发布，至少两三个月。
而那些草案，可能下个月就要进入立法程序。”
“所以我们还需要另一手准备。”
余海东说，“在香江内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特别是那些中立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学者。
请他们从专业角度，对这些草案提出建设性意见，争取在草案修改阶段，就消减其杀伤力。”
“这需要大量的人脉和资源。”
“华商联合会可以成立一个‘专业顾问委员会’，聘请这些专业人士担任顾问，定期举办研讨会、发布专业意见。”
余海东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要有人牵头。”
秦怀远看着余海东，眼中露出赞许：“海东，你成长得很快。这已经不是商人思维了，是Z治家思维。”
余海东苦笑：“被逼出来的。在香江那个地方，不懂Z治，生意做不大，更做不久。”
“你说得对。”
秦怀远站起身，习惯性地踱步谈话，“香江即将回归，过渡期的博弈会越来越复杂。
经济领域的较量，往往比Z治谈判更微妙、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