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声音发苦:
“这是阳谋啊。
用的是‘加强监管’、‘保护环境’、‘保障公众利益’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连反驳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破局。”
余海东说,“但不是硬碰硬。硬碰硬,我们玩不过他们,港府现在还是英国人说了算。”
“那怎么办?”
余海东看了看表:“我明天飞北都。”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你要去找……”郭炳湘没说完。
“对。”余海东点头,“有些事,需要更高层面的沟通。光在香江这个小池塘里扑腾,掀不起大浪。”
郑裕佟在电话里问:“需要多久?”
“三天。”
余海东说,“这三天,各位尽量稳住手头的项目,能推进的推进,实在被卡住的,先放一放。
等我回来,我们再从长计议。”
会议在压抑的气氛中结束。
周二上午,北都宾馆
余海东走进会客室时,秦怀远正在接电话。
老人抬手示意他稍坐,继续对着话筒说话。
“……对,原则不能退让。香江是自由港,自由港的核心就是贸易便利……嗯,我明白港府的考量,但过度监管会损害营商环境……”
五分钟后,秦怀远挂断电话,转向余海东:“抱歉,刚才是经贸办的一位同志,也在谈香江的事。”
“秦老日理万机。”余海东微微欠身。
“直接说正事吧。”
秦怀远示意余海东坐下,“你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些政策草案,我们这边也收到了风声。港府这次的动作,很有章法。”
余海东从包里取出准备好的材料:
“这是目前已知的七份草案的摘要,涉及土地、环保、贸易、消防等多个领域。
如果全部实施,华资企业特别是从事基建、地产的,会受到严重冲击。”
秦怀远接过材料,戴上老花镜仔细翻阅。
会客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窗外是北都夏日的蝉鸣,但室内的气氛却凝重如冬。
良久,秦怀远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确实很棘手。这些草案,单看每一条都‘合理合法’,都有‘国际惯例’可循。
但组合在一起,针对性就很明显了。”
“所以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地反驳每一条草案。”
余海东说,“那会陷入被动,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我们能不能跳出‘华资vs英资’这个框架,把问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余海东身体前倾,“比如,把这些草案对香江整体营商环境的影响,做成一份专业的分析报告,通过合适的渠道,递交给国际商会、世界银行这些组织。”
秦怀远眼睛一亮:“继续说。”
“香江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靠的就是自由开放、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
余海东语速加快,“如果港府以‘加强监管’为名,实际上层层设卡、处处拖延,损害的是香江的国际竞争力。
这个道理,国际资本听得懂。”
“好思路。”
秦怀远点头,“用国际规则,来制衡港府的本地政策。但具体怎么做?”
余海东早有准备:
“我们华商联合会可以委托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比如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做一份《香江营商环境评估报告》。
重点分析过度监管对投资效率、项目成本、市场活力的负面影响。
报告完成后,可以在《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国际媒体上发布。”
“同时,”他继续说,“我们可以通过北极星在伦敦的关系,联络一些在英国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
比如英国工业联合会、伦敦金融城公司,请他们关注这些草案对英资在港业务的长远影响。
毕竟,英资企业也要在香江做生意,过度监管对他们同样不利。”
秦怀远沉思片刻:
“这是一步好棋,但需要时间。
报告从筹备到发布,至少两三个月。
而那些草案,可能下个月就要进入立法程序。”
“所以我们还需要另一手准备。”
余海东说,“在香江内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特别是那些中立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学者。
请他们从专业角度,对这些草案提出建设性意见,争取在草案修改阶段,就消减其杀伤力。”
“这需要大量的人脉和资源。”
“华商联合会可以成立一个‘专业顾问委员会’,聘请这些专业人士担任顾问,定期举办研讨会、发布专业意见。”
余海东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要有人牵头。”
秦怀远看着余海东,眼中露出赞许:“海东,你成长得很快。这已经不是商人思维了,是Z治家思维。”
余海东苦笑:“被逼出来的。在香江那个地方,不懂Z治,生意做不大,更做不久。”
“你说得对。”
秦怀远站起身,习惯性地踱步谈话,“香江即将回归,过渡期的博弈会越来越复杂。
经济领域的较量,往往比Z治谈判更微妙、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