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同志皱眉：“那我们是不是推迟……”
“不能推迟。”
副主任摇头，“项目等不起。但我们可以调整策略——第一批采购不变，第二批、第三批的时机和数量，可以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
总的原则是，既要保证供应，也不能当冤大头。”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
散会后，消息通过加密渠道，迅速传到了该知道的人手里。
下午两点，香江太平山。
余海东收到了秦老通过特殊渠道转来的消息，只有短短几句：
“计划已定，首批十五万吨，三月底前。
后续视情况调整。
望稳扎稳打，以国家利益为重。”
他盯着纸条看了很久，然后烧掉。
“陈总监，”他拿起电话，“内地采购计划确定了。首批十五万吨，三月底前。市场很快会有反应。”
“我们要怎么做？”
“按原计划。”
余海东语气平静，“舆论战今晚开始。
明天，我要看到所有财经媒体的头版，都在讨论‘资源价格泡沫’。”
“明白。”
“另外，”余海东顿了顿，“让大卫那边加快建仓速度。
在消息正式公布前，我们要建好至少三万吨多头。”
“会不会太急？”
“不会。”余海东看向窗外，“英资现在也在等消息。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把价格先抬起来一点。
等他们反应过来想加仓时，成本已经高了。”
这是心理战。
期货市场不仅是资金的博弈，更是预期的博弈，是对未来的定义。
谁能提前预判、提前行动，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当晚，香江各大报社的财经编辑部。
三篇角度不同但主题相似的分析文章，同时送到了主编的桌上。
《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是：“内地需求还是投机泡沫？全球铜价面临考验”。
《南华早报》的标题更直接：“国际炒家围猎内地采购，资源战争一触即发”。
《信报》则从专业角度分析：“高杠杆下的铜期货市场，能否承受内地需求之重？”
三篇文章都引用了“匿名经济学家”的观点，警告市场不要过度解读内地需求，警惕国际炒家操纵价格。
更关键的是，文章都提到了同一个数据——全球铜库存正在快速增加，供应并不紧张。
这是事实，但......被有意放大了。
1月21日，周六。
报纸一出街，市场立刻有了反应。
虽然周末休市，但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员已经接到电话，开始讨论下周的策略。
在东京，三和银行的佐藤看到报纸后，立刻打电话给李家源。
“李桑，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看了。”李家源在电话那头说，“佐藤桑有什么看法？”
“市场情绪可能会转向。”
佐藤谨慎地说，“如果铜价真的被炒得太高，内地的采购可能会推迟或减少。这对多头不利！”
“所以我们更要谨慎。”
李家源顺势说，“佐藤桑，我建议三和银行暂时观望。
等市场明朗了，再决定是否配合汇丰的行动。”
“这个……”
“作为朋友，我多说一句。”
李家源压低声音，“英资这次动作太大，已经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这时候靠得太近，未必是好事。”
佐藤沉默了很久。
“李桑，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向总部建议，暂时保持中立。”
“明智的选择。”
挂了电话，李家源长出一口气。
第一波舆论战，初见成效。
但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硬仗，在下周一开市后。
1月23日，周一，伦敦金属交易所开市。
铜价开盘每吨两千一百二十五美元，比上周五微涨五美元。
但交易量异常放大。
开盘半小时，成交量就达到了平时全天的一半。
大卫·科恩在纽约的办公室里，盯着实时行情。
“他们在试探。”他对玛丽说，“看市场对周末新闻的反应。”
“我们要怎么做？”
“按兵不动。”
大卫冷静地说，“我们的仓位还小，不急。
等下午亚洲市场开盘，看看日本和香江的反应再说。”
下午两点，东京市场开盘。
铜价继续小幅上涨，但势头明显减弱。
交易员们在观望，等着看内地的反应。
下午三点，香江。
余海东坐在指挥中心，看着屏幕上的数字跳动。
“陈总监，我们还有多少现金可以动用？”
“护盘用了八亿，铜期货建仓用了一千五百万美元，还剩大约二十亿港币。”
陈锦荣快速计算，“但其中十五亿要留作工程款和日常运营，真正能动的只有五亿。”
五亿港币，约合六千四百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