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间，香江中环，中银大厦顶层。
周明华穿着灰色中山装，坐在会客室里。
对面是中银香江新任总经理王志远，四十八岁，北都调来的干部，说话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
“周先生，余先生的情况，我们了解。”
王志远泡着功夫茶，动作熟练，“但中银是国家的银行，做事要讲规矩，不能感情用事。”
“王总，我明白。”周明华接过茶杯，“所以我们今天来，不是要贷款，是谈合作。”
“哦？怎么合作？”
“海东集团准备发行一笔企业债，规模二十亿港币，期限五年，利率比市场高半个点。”
周明华从公文包里拿出方案书，“我们希望中银能作为主承销商。”
王志远接过方案书，快速翻阅。
“资质没问题，利率也有吸引力。”
他放下文件，“但周先生，现在市场对海东系信心不足，债券可能卖不出去。”
“所以需要中银的信用背书。”
周明华直言，“只要中银愿意承销，市场就会相信，海东集团没问题。而且……”
他顿了顿：“这笔债券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机场快线项目。
这是香江回归前最重要的基建工程，如果因为资金问题停工，影响的不仅是海东集团，是香江的整体形象。”
这话说得很重。王志远表情严肃起来。
“周先生，你这是把压力转给我们啊。”
“不敢。”
周明华摇头，“我只是陈述事实。
王总，您从北都来，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九七在即，香江不能乱，经济更不能乱。
如果英资用金融手段搞垮一家大型华资企业，会是什么信号？
其他华资企业会怎么想？国际资本会怎么想？”
他加重语气：
“他们会觉得，香江还是英资说了算。
华资再大，也是待宰的羔羊。
这种印象一旦形成，九七后的香江经济，还谈什么平稳过渡？”
王志远沉默了，慢慢喝着茶。
良久，他开口：“二十亿债券，中银可以接。但有两个条件。”
“请讲。”
“第一，债券发行后，海东集团要定期披露财务状况，特别是机场快线项目的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如果未来有其他华资企业遇到类似情况，余先生要站出来，帮助协调。”
第二个条件意味深长。
周明华立刻明白了——北都希望余海东成为华资企业的“定心丸”，在过渡期稳定局面。
“这两条，余先生应该都会同意。”他郑重承诺。
“好。”
王志远站起身，“具体细节，让下面的人对接。周先生，替我带句话给余先生。
香江是全体华人的香江，华资企业只要心向祖国，国家就不会让你们孤军奋战。”
“一定带到。”
离开中银大厦时，周明华长出一口气。
有了中银的背书，第一道防线算是筑起来了。
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1月18日，纽约，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大卫·科恩站在交易大厅二楼的观察廊，俯瞰着下面混乱而疯狂的公开喊价池。
数百名交易员穿着颜色各异的马甲，用手势和嘶吼进行着交易。
这是1989年，电子交易还未普及，期货市场的核心依然是这种古老而高效的方式。
他飞来芝加哥，只因为余海东的一个命令——
“建立铜期货头寸，首批五万吨，分散操作，隐蔽第一。”
五万吨铜，按当前每吨两千一百二十美元计算，价值超过一亿美元。
加上期货杠杆，实际需要投入的保证金约两千万美元。
这笔钱，已经从瑞士银行汇到了大卫控制的五个离岸账户。
“大卫，”助手玛丽快步走过来，压低声音，“莱克星顿的交易员汤姆·哈里森，今天又来了。看起来状态很糟。”
大卫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在铜期货的交易池边缘，一个四十多岁、头发凌乱的白人男子正对着电话大吼，手里紧紧抓着一份交易单。
那是汤姆·哈里森，莱克星顿基金在芝加哥的首席铜交易员。
“他怎么了？”
“昨晚在酒吧闹事，被警察带走，今天早上才保释出来。”
玛丽说，“我听清算部的朋友说，他最近压力很大。
莱克星顿给他的仓位很重，要求又很高，据说如果这次做不好，他就会被调回伦敦坐冷板凳。”
弱点。
大卫眼神一凝：“他的仓位具体多少？”
“通过五个经纪商分散持仓，总计大约八万吨，平均成本两千一百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