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在股灾后低迷的市场中，起到了显著的舆论提振作用，赢得了部分市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好感。”
“二、产业与技术联动的意识。
其早期投资内地电子配件厂，后引进摩托罗拉合作项目落地深圳，显示出其对实体制造业和技术引进的重视，并非纯粹的资本投机客。
其在新机场博弈中，亦多次强调‘技术转移’和‘本地产业提升’，理念上与内地搞活开放、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思路有一定契合度。”
“三、与英资博弈的策略性。
其在‘香江未来基金’和新机场项目上，敢于向汇丰、怡和等传统英资提出挑战，争夺话语权和利益份额，客观上起到了分化英资、提振华资信心的作用。
其手段较为灵活，既有正面竞争，也注重合纵连横，如接触日资。显示出一定的Z治智慧和策略弹性。”
“四、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
其一，其资本积累过程迅速且带有神秘色彩，与江湖势力关系密切，存在‘原罪’隐患。
其二，Z治立场尚未完全清晰。虽表现出‘亲中’姿态，但其根本动机是商业利益还是真有家国情怀，有待观察。
其三，其能量扩张迅速，已成为香江一股不可忽视的变量，未来动向可能对过渡期香江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心态产生复杂影响。”
领导同志放下报告，端起茶杯，沉吟片刻。
香江问题敏感复杂，距离回归尚有数年，保持繁荣稳定、争取人心回归是核心任务。
对余海东这样突然冒起、能量巨大、且立场有待厘清的新兴力量，既要接触、了解、争取，又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和观察。
“其他老牌华商，比如霍生、郑裕佟他们，对余海东怎么看？”领导同志问道。
陪同汇报的负责同志答道：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霍生等老一辈华商领袖，对余海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
起初可能因其作风彪悍、背景复杂而有所保留。
但经过股灾一役，尤其是余海东携巨资回港并提出‘香江未来基金’后，态度明显转为积极。
霍生在海东阁落成宴会上那番‘香江是谁的天下’的讲话，虽然主要是提振华资士气，但其中对余海东的肯定意味也很明显。
郑裕佟、李兆基等人在私下场合，也认为余海东‘有眼光、有胆识、打法新’。
虽然对其某些具体手段未必完全认同，但总体上将其视为华资阵营中能打开新局面、敢于向英资叫板的‘悍将’和‘新血’。”
“也就是说，他在华资圈内部，已经初步站稳了脚跟，甚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标杆’意义？”领导同志确认道。
“可以这么理解。尤其在年轻一辈和中层华商中，余海东的号召力正在上升。”
领导同志缓缓点头，背着双手缓缓踱步思考。
香江的华人资本力量，一直是需要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对象。
老一辈爱国华商如霍生、包生等，立场坚定，贡献卓著，是基石。
但时代在变，也需要有新的、更具活力、更能适应新时代经济格局的代表人物出现。
余海东身上无疑具备这种潜质，但其底色究竟如何，能否真正成为“爱国爱港”力量中可靠的一员，还需要更直接的考察和引导。
“现在这个时机……直接接触，是否合适？会不会操之过急，或者反而引起他或外界的过度解读？”领导同志思虑周详。
港澳办负责同志谨慎地回答：
“从时机上看，余海东目前正处于事业扩张期，在新机场等项目上与英资博弈正酣，亟需各方面的支持和资源。
我们以非官方、秘密的方式接触，表达关注和了解，探讨合作可能，对他来说，可能正是一个需要的‘信号’和‘底气’。
只要方式得当，分寸拿捏好，未必是坏事。
当然，接触的层级和方式需要极其讲究，绝不能留下‘官方背书’或‘Z治招安’的口实。”
“接触的目的呢？”
“初步接触，主要是传递几个信息：
第一，内地高层注意到香江华资的新动向，对真正致力于香江繁荣稳定、支持国家经济改革的力量是欢迎和肯定的。
第二，了解他对于香江未来、对于与内地加强经济合作的真实想法。
第三，在符合双方利益、且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探讨某些领域，如其在深市的产业、未来可能的基建合作方面，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通过接触，近距离观察和判断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