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林顿眼中精光一闪，但面色不变：
“和谐与繁荣，当然需要各方智慧。
余先生，您的‘香江未来基金’和在新机场发展局的努力，伦敦有些朋友是欣赏的。
这展现了一种负责任的企业家精神。”
他话锋一转：“但是，合作需要分寸，也需要合适的伙伴。
有些伙伴，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不必要的……复杂因素。”
余海东立刻明白，这是在点日本三菱和住友。
英资对日资的介入，同样心存警惕，甚至可能比警惕华资更深。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确保技术可靠、合作顺畅，是我们一贯的原则。”余海东回答得模棱两可。
卡林顿微微前倾身体，声音压低了些：“伦敦有些人认为，与其引入一个同样强势且可能心怀他图的远方伙伴，不如加强既有框架下的合作。
比如，怡和在工程管理上有丰富经验，汇丰在融资上无可替代。
如果余先生的海东集团，能与他们找到更深入、更建设性的合作方式，共同主导某些适合的环节，或许对项目、对香江、对各方，都是更稳妥的选择。”
这是诱饵，也是分化。
暗示可以给余海东一部分利益，甚至一定的“合作主导”地位，但前提是放弃引入日资等“变量”，回归到英资主导的体系内合作。
余海东心中冷笑。
这等于让他从挑战者变成高级打工仔，用部分眼前利益换取长远的主导权。
而且，一旦与怡和、汇丰深度绑定，他之前建立的华资联盟很可能分崩离析。
“爵士的建议很有启发性。”
余海东斟酌着词句，“合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我们始终对与所有具备实力的伙伴合作持开放态度，关键是合作必须公平、透明，且真正有利于香江的长远利益。
无论是英资、日资还是华资，能拿出最优技术方案、最合理本地参与计划、最有利于项目成功的，都应该是我们考虑的对象。
我想，这也是自由竞争市场的精髓。”
他没有接受，也没有明确拒绝，只是重申了“公平竞争”和“本地利益”的原则，并将选择权推给了“最优方案”。
卡林顿凝视了余海东几秒钟，缓缓靠回椅背，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
“余先生果然是明白人。市场竞争，当然重要。
不过，市场之外的因素，有时也不容忽视。
希望余先生在做决定时，能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平衡。”
他站起身，告辞之意明显：
“今天的谈话很愉快。我想，我们彼此都更了解了对方的想法。
期待看到余先生在香江未来发展中，扮演更建设性的角色。”
送走卡林顿，余海东站在别墅露台上，望着漆黑的海面，久久不语。
罗文锦低声道：“老板，他在施压，也在试探，甚至想招安。”
“招安是假，分化瓦解是真。”
余海东冷冷道，“他想让我和日资产生隔阂，最好能内讧，同时稳住我，别把英资的桌子掀得太厉害。
伦敦那边，对香江的控制力在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用怀柔加威慑的手段，维持既有利益格局到最后一刻。”
“那我们和日本的谈判……”
“继续，而且要加快。”
余海东决断道，“卡林顿的出现，恰恰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让他们感到了压力。
和日方的谈判，底线不能退，但策略可以更灵活。
我们要让日本人明白，和我们合作，是他们进入香江乃至内地市场的最佳跳板，这个战略价值，值得他们在某些条款上让步。
同时，也要让伦敦那边看到，我们并非只有日资一个选项，但如果逼得太紧，我们别无选择。”
他转身回屋：“文锦，你回伦敦后，通过你的渠道，适当放出风去，就说我们与欧资......比如德国西门子的接触也在进行中，而且对方条件‘更具合作精神’。
真真假假，让他们猜去。”
“明白。”
卡林顿的密谈产生的涟漪尚未完全扩散，另一支“盘外之箭”已猝然射至。
就在发展局预定审议“综合预审评分标准”草案的前三天。
一份据称是“国际独立调查机构”出具的摘要报告，开始在某些英文小报和金融圈内部流传。
报告内容直指日本三菱重工，重提其前几年参与某东南亚国家大型水电站项目时，因“设计缺陷和施工质量问题”导致工程严重延误、产生巨额索赔，最终“在政治压力下勉强和解”的旧事。
报告措辞尖锐，质疑三菱在复杂海外项目的“技术可靠性与风险管理能力”，并暗示其“企业文化中存在掩盖问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