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在调动一切资源，试图影响公众认知和决策天平。
余海东知道，这场舆论战不会有绝对的胜利者，但它能塑造氛围，影响底线。
当发展局下次开会审议资格预审标准草案时，会场外的民意风向，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砝码。
而此刻，他手中的另一个筹码——与日资的实质性谈判，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吉米仔从东京发回加密信息：
三菱和住友原则上同意就“机场快线”项目进行联合体可行性研究，但提出了诸多条件，核心仍然是技术主导权、利润分配和风险分担。
真正的硬仗，即将在谈判桌上展开。
舆论造势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而最终能分到多少蛋糕，还要看手里到底有多少硬货，以及如何在复杂的多方博弈中，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民心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但最终决定船能开多远的，还是船本身的构造与舵手的技术。
余海东一边稳着“民心”的舵，一边全力打造着属于他自己的“战舰”。
东京传来的消息让余海东精神一振，但随之附上的日方初步条件清单，又让他瞬间冷静下来。
三菱和住友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商人的精明与谨慎也暴露无遗。
清单上的要点清晰而强硬：
技术主导权：联合体中，所有核心系统，包括列车、信号、供电、通信等项目的设计、采购、集成、测试及初期运营维护，必须由日方指定的技术团队全面主导。
华资伙伴可派员参与学习，但关键决策需经日方首席技术官同意。
利润分配：基于“技术溢价”和“风险承担”，日方要求享有比其资本投入比例更高的利润分成权，并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与项目性能指标挂钩的分成公式。
风险隔离：日方要求成立独立的特殊目的公司（SPV）来执行项目。
并要求华资联合体提供额外的完工担保和部分超支风险兜底。
供应链控制：关键设备和核心部件必须从日本本土或其在东南亚的合资工厂采购。
本地采购仅限于土建材料、普通机电安装和非核心零部件，且需经日方质量认证。
争议解决：约定所有合同争议在伦敦或新加坡通过国际仲裁解决，适用英国法或新加坡法。
吉米仔在加密电话里的声音透着疲惫和无奈：
“老板，森田和住友那边的人，态度很客气，但条款寸步不让。
他们反复强调，这是他们首次在香江参与如此重大的基建项目。
政治和商业风险都很高，必须用严格的合同条款来保护他们的技术和投资。”
余海东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日方的条件在意料之中，甚至比预想的还要苛刻一些。
这不仅仅是商业谈判，更是对未来合作中权力与利益格局的初次划定。
“告诉他们，我们理解他们对技术和风险的关切。”
余海东缓缓说道，“但合作必须是双向的、公平的。
技术主导可以谈，但不能变成技术垄断，必须明确技术转移的路径、培训本地人员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
利润分配必须更合理地反映资本投入、本地资源贡献和风险分担。
完工担保和超支风险，应该按股权比例共同承担，而不是单方面要求。
供应链方面，我们同意关键设备采用最可靠的产品，但应开放竞争性采购，而非指定唯一来源，同时必须设定明确的本地化生产和技术合作目标。
争议解决地，香江是项目所在地，应考虑在香江仲裁，适用香江法律。”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
“最关键的一点，吉米仔。
你要让他们明白，选择与我们合作，不仅仅是选择一个本地伙伴，更是选择了一条更顺畅的‘本土化’路径，这能极大缓解他们在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
如果坚持过于苛刻的条件，导致合作破裂，他们单独或与其他英资竞标，将面临完全不同的局面。
我们手里，不只有他们一个选择。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都在密切关注。”
这是施加压力，也是摆明底线。
余海东需要日方的技术，但绝不能让自己沦为单纯的出资方和施工队，必须为本土团队争取到成长空间和未来的主动权。
“我明白了，老板。我会根据您的指示，重新拟定谈判要点，准备下一轮磋商。”吉米仔应道。
放下电话，余海东知道，与日方的谈判将是漫长的拉锯战。
而与此同时，另一条战线——新机场发展局内部关于资格预审标准的斗争，也已到了白热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