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舆论攻势看似温和，实则毒辣。
它试图在公众和决策层心中植入一个观念——华资，尤其是余海东所倡导的深度参与模式，与最高标准、最优效率之间存在天然矛盾。
这为后续在资格预审中设置高门槛、在标段划分中维持英资主导提供了“理直气壮”的借口。
叶梓媚拿着整理好的剪报，面色凝重地向余海东汇报。
“东哥，对方这一手很高明，避开了直接的利益争夺，抬出了‘专业’和‘安全’两座大山。
普通市民很容易被这种说法影响，觉得还是交给‘有经验的外国大公司’更稳妥。”
余海东仔细翻阅着文章，嘴角却浮起一丝冷笑。
“他们急了。用专业话语来筑墙，正说明他们感觉到我们在规则层面和资源整合上的挑战有了实质威胁。
光靠以前那种‘我们说了算’的傲慢，已经压不住场了。”
他站起身，在桌边踱步，手指轻轻点着简报：
“舆论战，本质是人心战、道理战。
他们讲专业，我们就讲发展；
他们讲安全，我们就讲责任和未来。
阿媚，我们不仅要防守，更要主动出击，把话语权抢过来。”
他迅速下达指示：
“第一，立即联系宋文渊教授、廖明德先生，还有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几位本地有威望的工程师学会的元老。
请他们以个人或学会名义，在各大报纸撰写署名文章，或者接受专访。
主题就是，‘新机场与香江工业的第二次起飞——论技术转移与本地产业升级的战略机遇’。
要从香江长远经济结构转型、就业质量提升、技术人才培养的高度，来论证本地深度参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章要有数据、有案例、有国际比较，要扎实，要让人信服。”
“第二，让陈锦荣的团队，配合HKPMG那边，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报告。
内容是重组后，通过引入新设备、新工艺、与外部技术合作，企业在模具精度、生产效率上的具体提升数据，以及新获得的订单情况。
找一两家有公信力的行业媒体，‘无意’中泄露出去。
我们要用实实在在的例子证明，本土企业在获得机会和支持后，是有能力提升并达到高标准的。”
“第三，接触本地的劳工团体、工程师协会、青年商会等组织，组织一些小型的研讨会或座谈会。
议题围绕‘新机场如何惠及香江下一代’、‘本土专业人才在新基建中的角色’。
邀请媒体参加报道。我们要把议题从‘能不能做’，引导到‘如何一起做得更好’。”
“第四，”余海东双眼微眯，“找机会，安排一两次我与基层市民、青年学生或中小厂主的公开对话活动。
地点可以选在社区会堂、大学礼堂。
不谈太多具体项目，多谈香江的未来、年轻人的机会、实体经济的希望。
要亲切，要务实，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做的事，与他们息息相关。”
叶梓媚快速记录，眼中重新燃起斗志：“明白了，东哥。我们不光要在报纸上跟他们辩，更要把道理讲到街坊心里去。”
“没错。”余海东点头，“舆论的高地，我们不占领，对手就会占领。而最高的高地，永远在民心。”
指令迅速转化为行动。
几天后，《信报》财经版头条刊登了宋文渊教授的长文，标题醒目：
“摒弃买办思维，拥抱技术生根——新机场应是香江产业升级的催化剂”。
文章引经据典，从战后德国、日本的工业复兴，谈到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
雄辩地论证了重大基建项目带动本土技术能力跃升的规律，并尖锐指出——
“若香江满足于只做资金通道和消费市场，满足于在产业链中只扮演最低端的施工角色，则所谓国际金融中心，终将是无根浮萍。”
文章逻辑严密，数据翔实，观点犀利，一经刊出，立刻在知识界和工商界引起巨大反响。
不少学者、企业家投书表示支持。
紧接着，廖明德也在《经济日报》上撰文。
从金融风险控制和企业治理角度，论述“合理的本地参与和联合体模式，有助于分散项目风险、增强社会认同、保障长期运营稳定”。
为华资参与的模式提供了金融逻辑上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