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远景打动了森田。
三菱在日本国内面临市场饱和，海外扩张是战略重点。
香江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地位特殊。
“我需要向总部汇报。”
森田态度松动，“但原则上，三菱有兴趣深入探讨。请提供更详细的财务模型和技术合作框架。”
几乎同时，住友方面也传来了类似的积极信号。
日资对于通过技术合作切入香江基建市场，兴趣浓厚，但同样对英资的政治影响力心存忌惮。
与华资联合，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项。
余海东在香江也没闲着。
他通过周明华，秘密接触了几家实力雄厚但一直被英资压制的本地建筑公司。
如“其兴建筑”、“合益工程”等，试探他们加入“华资基建联盟”的意愿。
这些公司苦于没有机会承接大型项目，对参与新机场渴望已久，余海东抛出的橄榄枝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然而，暗流之下，怡和与汇丰的反制也在悄然进行。
卡文迪什通过其在伦敦的关系，向港府高层传递信息，强调“确保新机场核心工程由具有丰富国际经验、且政治可靠的承包商负责的重要性”。
暗指与日资或背景复杂的华资联合体可能存在“技术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
浦伟士则在银行界放风，暗示对某些“过于激进、杠杆可能过高”的竞标联合体的融资申请，将采取“审慎态度”。
这是对余海东组建联盟的金融威慑。
港府内部意见也开始出现分歧。
一部分官员倾向于更开放的国际竞标，以获取最优技术和价格；
另一部分则受到英资游说，担忧项目控制权旁落；
还有一部分开始重视余海东提出的“本地利益与技术转移”议题，认为这符合香江长远发展。
舆论场上，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几家亲近英资的英文报纸，开始刊登专家文章，讨论“大型基建项目中技术标准与本地参与的平衡难题”，字里行间偏向于技术标准优先。
叶梓媚密切关注着舆情，向余海东汇报：
“对方开始用专业和技术话语来设置障碍了。我们需要更主动地引导舆论。”
余海东指示：
“发动我们这边的经济学者和工程专家，在报纸和电视上发声，强调‘技术转移’和‘培育本地产业能力’对香江长远竞争力的重要性。
要把这件事，从商业竞争，提升到‘香江能否把握机遇实现产业升级’的高度来讨论。
同时，找机会‘泄露’一些HKPMG重组后技术提升、订单恢复的积极案例，展示本土化合作的正面效果。”
合纵连横的网正在各方手中编织，规则之争、舆论之争、资源之争交织在一起。
新机场这块巨大的蛋糕如何切割，远非几次会议可以定夺。
余海东知道，他必须抓住“机场快线”这个相对容易突破的点，打造一个成功的样板，才能撬动更大的格局。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即将到来的资格预审标准和联合体组建的最终谈判。
那将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更加考验智慧、耐心与实力的硬仗。
就在余海东紧锣密鼓地编织他的“华资基建联盟”，并与日资进行着若即若离的试探性接触时，怡和与汇丰主导的另一条战线——舆论战场，已经悄然燃起了烽烟。
《南华早报》和《虎报》这两家颇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上，连续几天刊登了由“独立航空基建专家”署名的评论文章。
文章观点看似客观中立，实则倾向明显：
“新机场是香江跻身世界一流航空枢纽的关键，其安全与效率标准必须对标全球最佳实践……
在承包商选择上，过往业绩和成熟经验应是首要考量，任何降低技术门槛以迁就本地参与的做法，都可能埋下长期隐患……”
“大型基建项目的成本控制和工期管理极其复杂，需要高度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项目管理团队……
本地企业固然有其优势，但在超大型综合项目上缺乏经验，过度拆分标段或强制本地分包比例，可能导致接口混乱、责任不清，最终损害项目整体利益……”
这些文章巧妙地避开了直接攻击“香江未来基金”或余海东个人，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技术标准”和“项目管理”这两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
用一种理性、忧虑的口吻，为英资主导的叙事定下基调——不是我们不让你们玩，是你们玩不好，硬玩会坏大事。
紧接着，几家亲英资的中文报刊也开始转载或发表类似论调的文章，只是措辞更含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