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东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信息。
在前世的记忆里，黑色星期一之所以如此惨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国央行反应迟缓、各自为政。
美联储当时甚至没有及时注入流动性，导致流动性瞬间枯竭。
“模型能预测暴跌的幅度吗？”他问。
“初步测算，如果触发系统性抛售，美股可能在几天内下跌20%以上，全球其他市场跌幅在15%到25%之间。”
陈锦荣顿了顿，“但这是基于历史数据和当前参数的推算，实际幅度可能更大或更小。”
“明白了。”余海东说，“通知所有区域，从明天起，减仓速度再提一级。我们要在十月中旬前，将总杠杆降至1.5倍以下，现金比例提高到50%以上。”
“是！”
“另外，让罗律师加快资金回流速度。我要在十月底前，看到至少二十亿港币回到香港。”
“明白。”
通话结束。余海东坐回书桌后，打开那个皮质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他写下：
1987年9月28日，预演。
贸易赤字，市场先跌后反弹，但结构恶化。
时间窗口提前至10月中下旬。
准备最终撤离。
写完后，他合上笔记本，锁回抽屉。
窗外的维多利亚港，一艘渡轮缓缓驶过，拖出长长的光带。
他还有两周时间。
两周，完成最后的布局，然后等待风暴降临。
1987年10月2日，香港，浅水湾别墅地下通讯室。
这里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个小型指挥中心。
三面墙被显示屏占据，显示着全球主要市场的实时行情：
纽约道琼斯、伦敦富时、东京日经、香港恒生……第四面墙上是世界地图，用红蓝绿三色图钉标记着“潜龙”在各市场的头寸分布。
房间中央是一张椭圆形会议桌，桌上摆着六台带独立扬声器的加密电话终端，分别连接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开曼和九龙城寨指挥中心。
余海东坐在主位，身后站着周明华和陈锦荣。墙上的电子钟显示：香港时间晚上九点三十分。
“开始吧。”余海东按下总控开关。
加密线路依次接通，轻微的电流声后，五个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
“纽约就位。”
“伦敦就位。”
“东京就位。”
“新加坡就位。”
“开曼就位。”
最后一个声音来自九龙城寨：“指挥中心就位，模型运行正常。”
余海东虽然看不到人脸，但能感受到线路那头传来的紧张气氛。这次会议没有提前议程，所有人都预感到有重大决策。
“各位，”余海东开口，声音平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今天召集全球会议，只为一件事：发布‘胜利大撤退’一号指令。”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设备运行的嗡嗡声。
“指令内容如下：自明天开市起，三周之内，清空我们在全球市场的所有股票多头头寸。
不是减仓，是清空。包括美股、日股、欧股、港股，所有方向性多头持仓，全部归零。”
“嘶——”
线路里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
“老板！”纽约的大卫·科恩第一个忍不住，“现在清仓？道指还在涨，今天刚突破2700点！
华尔街的共识是年底前能到3000点。我们的模型虽然显示风险，但基本面……”
“基本面是滞后的。”余海东打断他，“大卫，你告诉我，现在美股的市盈率是多少？企业盈利增长是多少？散户的保证金债务是多少？”
大卫沉默了。
陈锦荣接过话头，声音透过线路传到纽约：
“根据最新数据，标普500席勒市盈率26.3倍，企业盈利同比增速已从年初的14%放缓至6.8%，而散户保证金债务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47%。
这三个指标的组合，在历史回溯中对应的未来六个月平均回报率为负12%。”
“可市场还在涨！”大卫争辩道，“情绪，资金流入，这些模型能完全量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