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但要控制仓位。”余海东最终说，“动用不超过两亿港币的资金，快进快出，持仓不超过三天。
另外，必须设好止损，如果干预后股市不反弹反而继续跌，立刻砍仓。”
“明白。”吉米仔说。
“还有，通知我们在东京的所有人，提高警惕。如果汇率干预引发市场动荡，可能会有意外情况。确保通讯畅通，资金安全。”
“好的。”
通话结束。吉米仔立刻召集交易团队，部署新的策略。
他挑选了五只流动性最好的蓝筹股——丰田、索尼、三菱UFJ金融、日本电信、三菱地所，作为潜在做多目标。
同时，他让健一继续盯着大藏省和日银的动向，一有确切消息立刻报告。
这一夜，吉米仔没睡。他坐在交易室里，看着时钟一分一秒走过。窗外的东京渐渐安静下来，但金融市场上的博弈永不停歇。
凌晨四点，健一冲进交易室，手里拿着新的传真：“确定了！日银明天上午九点入市干预，初步规模五十亿美元！”
吉米仔看了眼手表，离日本股市开盘还有五个小时。
“通知所有人，七点前到岗。”他对助手说，“另外，给香江发消息，计划启动。”
1987年9月23日上午九点整，日本银行正式入市干预汇率，买入美元卖出日元。消息瞬间传遍全球。
东京股市大幅低开，日经指数一度下跌2.3%。
但正如吉米仔所料，日本政府释放了安抚市场的信号——大藏省官员发表讲话，强调干预是为了“稳定汇率，防止过度波动，并非政策转向”。
十点半，股市开始反弹。
吉米仔的交易团队在低点买入预先选定的五只股票，总金额两亿港币。
到中午休市时，这些股票平均涨幅达到1.8%，账面浮盈三百六十万港币。
“吉米桑，要继续持有吗？”交易员问。
吉米仔看着屏幕：“下午如果继续涨，在涨幅超过3%时开始减仓。记住，我们是短线操作，不贪心。”
“明白。”
下午开盘，买盘继续涌入，日经指数翻红。
吉米仔的持仓股票涨幅扩大到2.5%。他开始分批卖出，到收盘时，所有头寸平仓完毕，扣除交易成本，净赚四百二十万港币。
虽然不多，但这是逆向操作的成功，证明了团队的应变能力。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操作，他们掩护了其他账户的继续减持——在市场的注意力被汇率干预和短线反弹吸引时，他们的一些长期账户又悄悄卖出了价值五亿港币的股票。
一明一暗，相辅相成。
收盘后，吉米仔向余海东汇报战果。
“做得不错。”余海东说，“但这只是小聪明，大趋势没有改变。日本政府的干预改变不了经济基本面，也改变不了股市估值过高的现实。
减仓计划继续，不要因为一次短线成功就放松。”
“明白。”吉米仔说，“老板，我观察到一个现象。今天虽然股市反弹，但成交量比前几天萎缩了15%。有点像……强弩之末。”
“嗯。市场情绪已经开始分化了。”余海东说，“继续保持警惕。另外，注意安全。东京市场如果转向，波动会很大。”
“明白。”
挂断电话，吉米仔走出交易室。东京的傍晚，夕阳给高楼大厦镀上一层金色。但这层金色不代表繁华，反而显示出一丝不安。
街角的大屏幕上，财经评论员正在分析今天的汇率干预。评论员面色凝重，用词谨慎，与几个月前乐观的语调截然不同。
连普通人都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
吉米仔深吸一口气，走进熙熙攘攘的人流。他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当风暴来临时，他必须确保自己和团队的安全撤离。
这是老板交给他的任务，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1987年9月28日，星期一，纽约。
大卫·科恩早早来到办公室。今天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也是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星期。
按照华尔街的惯例，季末通常会有“橱窗装饰”行情——基金为了报表好看，会拉高自己重仓的股票。
但今天的气氛有些诡异。
道琼斯指数平开，在头半个小时里窄幅震荡。交易量清淡，仿佛大家都在等待什么。
十点整，美国商务部公布八月份贸易数据。
赤字158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