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减仓。”余海东说道。
“全部？”周明华在伦敦问。
“分批，隐蔽，有序。”余海东一字一顿，“第一阶段，将总杠杆从目前的平均3.2倍降至2倍以下。时间：两周。”
他调出资金分布图：“美洲组持仓最重，先减。从明天开始，每天减持不超过总持仓的3%。
记住，要像获利了结的正常投资行为，不能引起市场注意。”
“日本呢？”吉米仔问，“我们在这里有大量银行股头寸。”
“日本仓位减半，优先减持估值最离谱的地产股。但记住，东京市场情绪最狂热，我们的减持要更分散、更缓慢，单日不超过1.5%。”
余海东顿了顿：“欧洲和香江市场相对理性，暂时维持仓位，作为对冲。如果全球崩盘，这两个市场的跌幅可能相对较小。”
陈锦荣快速记录着指令，同时提出技术建议：“老板，我建议采用‘冰山订单’策略。
每个账户只显示很小的卖单，但背后有大量隐藏订单，市场深度吃透一点，我们就放出一点。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市场冲击。”
“批准。”余海东点头，“另外，通知罗律师那边，开始准备资金回流通道。一旦减仓完成，部分资金要安全转回香江。”
“回流多少？”周明华问。
“减仓所得的一半，大约十五亿港币，要在九月底前到位。”余海东看着日历，“这些钱，我有别的用处。”
他没有明说，但在场的人都猜到了几分——老板要准备抄底了。
会议结束后，余海东独自留在书房。他打开那个上锁的抽屉，取出皮质笔记本，翻到记录1987年的那一页。
指尖划过一行行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
9月——美国财长贝克与西德财长争执，美元加速贬值。
10月——美国公布8月贸易逆差创纪录，158亿美元。
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
他合上笔记本，闭上眼睛。
还有不到两个月。
纽约，曼哈顿下城，百老汇大街60号。
这里是“东方资本管理公司”的办公地点，一间不大但位置绝佳的办公室。
从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纽约证券交易所那栋新古典主义建筑，以及门前那尊著名的“无所畏惧的女孩”铜像——这尊铜像是去年才立的，已经成了华尔街的新地标。
大卫·科恩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这个三十出头的犹太裔交易员，在过去八个月里经历了职业生涯最疯狂的旅程。
他原本只是美林证券一个普通的衍生品交易员，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周明华看中，以三倍年薪挖到了这家神秘的“东方资本”。
当时他以为这只是又一个想在美国市场分一杯羹的亚洲暴发户。
但他错了。
大错特错。
这家公司的老板——那个从未露面的香江人——对市场的判断精准得可怕。
今年一月，当所有人都担心年初的调整会持续时，老板下令全面做多。二月到八月，美股一路狂飙，他们的仓位赚得盆满钵满。
更让大卫震惊的是公司背后的资源。卫星加密通讯、顶级数据终端、遍布全球的合规架构，以及那个在九龙塘的“模型团队”！
那个叫陈锦荣的年轻人，他设计的模型预测到了三次关键的转折点，误差不超过两天。
这不是暴发户。这是一家比多数华尔街对冲基金更专业的机构。
“大卫，伦敦线路通了。”助理在身后提醒。
大卫收回思绪，走到会议桌前。巨大的屏幕上，周明华、陈锦荣、吉米仔和余海东的头像依次出现。
现在是香江时间晚上十点，纽约上午十点，伦敦下午三点，东京晚上十一点——这是他们固定的全球例会时间。
“开始吧。”余海东的声音透过加密线路传来，清晰稳定。
“纽约报告。”大卫清了清嗓子，“过去一周，我们按照计划减持了12%的美股头寸，主要集中在科技和消费类股票。
目前美洲组总杠杆已从3.5倍降至2.8倍。市场没有异常反应，我们的订单很好地融入了正常的获利了结潮。”
他调出一张图表：“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有几家大型养老基金，主要是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和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在过去两周也在悄悄减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