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他选择收购一家小型但持有齐全牌照的投资顾问公司，将其更名为“东方资本管理公司”。
大卫·科恩——那位在上一阶段表现突出的犹太裔交易员——被任命为这家公司的名义负责人。
在伦敦，通过包爵士早年建立的关系，罗文锦找到了一家愿意出售的持牌投行“帕特诺斯特资本”。
这家公司规模不大，但在金融城有着三十年的历史，牌照齐全，信誉良好。周明华将亲自坐镇伦敦，负责欧洲业务。
在东京，由于外资限制较多，罗文锦采取了合资模式，与一家中等规模的日本券商“山田证券”合作，成立了“东亚战略投资基金”。吉米仔将不定期飞往东京，监督这边的运作。
在新加坡，架构相对简单，注册了一家“星海信托”，作为资金进出东南亚的枢纽。
每一个步骤，都伴随着无数的法律文件、监管报备、尽职调查。罗文锦的团队从三人扩充到十二人，依然忙得焦头烂额。
而陈锦荣，则沉浸在数学模型的世界里。
他在九龙塘租下了一整层写字楼，作为“全球宏观对冲指挥部”的临时驻地。这里暂时空旷，但很快就会摆满最先进的电脑设备。
余海东批给他的第一批采购清单已经到位：四台IBM System/36小型机，这是当时最强大的商用计算机之一；
二十台IBM PC/AT个人电脑；以及大量的存储设备和外围装置。
陈锦荣从“潜龙”小组里挑选了五名最得力的助手，又从新招募的人员中选拔了三名数学博士，组成了八人的核心建模团队。
他们的任务清晰而艰巨：在两个月内，构建一个能够监测和分析全球主要经济体和金融市场的数学模型。
这个模型需要整合宏观经济数据、金融市场数据、资金流向数据、情绪指标数据等上百个变量，通过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找出它们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预测未来的市场走势。
陈锦荣将余海东给他的那份手写笔记，作为建模的“理论框架”。笔记中那些大胆的预测，成为了模型需要验证的假设。
白天，团队分头收集数据、编写代码、调试程序。晚上，陈锦荣独自一人留在办公室，对着满墙的公式和图表，思考模型的逻辑架构。
他经常工作到凌晨，累了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醒来继续。
这种疯狂的工作状态感染了整个团队，没有人抱怨，因为每个人都清楚，他们在参与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时间在忙碌中飞逝。
1986年11月底，摩托罗拉的卫星通讯网络初步架设完成。香江、纽约、伦敦三地进行了第一次加密通话测试，声音清晰，延迟在可接受范围内。
12月初，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数据终端陆续到货并安装。
当那些闪烁着绿色字符的屏幕亮起，全球各大交易所的实时报价、财经新闻、经济数据扑面而来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震撼。
这就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12月中旬，陈锦荣的模型完成了第一版。
虽然还很粗糙，许多参数需要优化，但已经能够产出一些基本的信号。
模型显示，美国经济的失衡正在加剧，日本泡沫持续膨胀，全球风险资产的价格已经偏离基本面太多。
结论与余海东的预测不谋而合。
12月20日，余海东召集了第一次全球电话会议。
浅水湾别墅的书房里，余海东坐在主位。周明华在伦敦，陈锦荣在香江指挥部，大卫·科恩在纽约，吉米仔在东京，罗文锦在新加坡，全部通过卫星加密线路接入。
“各位，能听到吗？”余海东对着麦克风说。
“清晰，老板。”五个声音依次回应，虽然略有延迟，但足够流畅。
余海东扫视了一眼墙上的世界地图，那四个红圈已经被密密麻麻的标注覆盖。
“从今天起，‘全球宏观对冲指挥部’正式启动。”
他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向世界的四个角落，“我们花了三个月时间，搭建了平台，组建了团队。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斗。”
书房里安静下来，只有通讯设备发出的轻微电流声。
“第一阶段目标：在1987年第一季度，完成全球市场的建仓布局。方向——做多。”
余海东说出了第一个指令，“是的，做多。因为泡沫在破裂之前，还会继续膨胀。我们要做的，是在膨胀中赚钱，然后在破裂之前离开。”
陈锦荣的声音传来：“老板，模型显示，当前全球市场的上行空间还有大约15%到20%，时间窗口预计持续到明年夏季。”
“足够我们赚到第一桶金了。”余海东说，“具体操作，陈总监负责制定策略，各区域负责人执行。记住几点原则：
第一，仓位要分散，不要在一个市场暴露过多风险；
第二，杠杆要谨慎，初期不超过三倍；
第三，止损要坚决，任何头寸亏损超过10%，必须无条件平仓。”
“明白。”众人齐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