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至少三个数学博士，有计量经济学或金融工程背景的。”陈锦荣立刻提出要求，“还需要熟悉各个市场交易规则的老手，最好是曾经在外资行交易台工作过的。”
“列个清单，交给周师爷。”余海东爽快答应。
谈话接近尾声，陈锦荣准备离开时，余海东又叫住了他。
“锦荣。”余海东第一次叫他的名字，“这条路一旦踏上，就没有回头箭。我们会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更复杂的局面，更残酷的博弈。你准备好了吗？”
陈锦荣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坚定：“老板，从我加入‘潜龙’那天起，就没想过回头。”
余海东笑了，那是一种欣慰的笑。
“去吧。把世界，装进你的模型里。”
陈锦荣离开后，余海东并没有休息。
他重新坐回书桌前，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取出一本厚厚的皮质笔记本。这不是工作日志，而是他的私人记录，记录着他从“后世”带来的记忆碎片。
翻到某一页，上面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标记着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1987年1月——美国贸易数据持续恶化，美元开始新一轮贬值。
1987年4月——日本银行继续宽松，东京地价再创新高。
1987年8月——美联储新任主席格林斯潘上任，市场波动加剧。
1987年10月14日——美国公布8月贸易逆差创纪录，市场开始恐慌。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
这些记忆碎片，是他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负担。他知道未来，却不能明说，只能用各种方式引导团队，让一切看起来像是基于卓越分析和判断的结果。
而陈锦荣，将成为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
那个年轻人的数学天赋和市场直觉，加上这些“指引”，将打造出一台无往不利的金融机器。
余海东合上笔记本，重新锁回抽屉。
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渐渐沉寂，只剩下零星的灯火。这座城市在沉睡，而他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四十五亿港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世界很大，舞台很多。
而他，要成为所有舞台上，最耀眼的那一个。
接下来的几周，海东集团暗流涌动。
周明华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以上。他需要协调各方资源，在三个月内完成一个国际级对冲基金的搭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他没有退路。
第一件事是人才。
他在《南华早报》、《信报》和《亚洲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含蓄的招聘广告，目标直指那些有海外背景、熟悉国际市场的金融专才。
同时，他动用了所有人脉，通过猎头公司、大学校友会、行业聚会，悄悄物色合适的人选。
面试在多个安全屋秘密进行，每个候选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和心理评估。余海东亲自参与了几个关键岗位的终极面试。
与此同时，吉米仔飞往美国，与摩托罗拉公司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判。
他要的不是普通的卫星电话，而是一整套加密通讯解决方案，能够实现香港、纽约、伦敦三地之间的实时、安全、稳定的语音和数据传输。
摩托罗拉最初对这个来自香港的“小客户”并不重视，直到吉米仔开出一个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三百万美元，预付一半。
合同签订后，摩托罗拉派出了一个技术团队飞赴香港，开始勘察地形、架设天线、调试设备。
这套系统将被安装在浅水湾别墅、海东集团总部以及几个隐蔽的安全屋，形成一张覆盖核心地点的通讯网络。
另一边，罗文锦律师的工作更加复杂。他需要研究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四个司法管辖区的金融监管法规，为余海东的资本在这四个市场建立合法的存在。
这不是简单的开立账户，而是要注册实体、申请牌照、搭建合规架构。工作量无限巨大，以至于需要搭建一个上百人、熟悉各个领域和外语的专业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