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半岛酒店房间，灯光将刘国栋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微微晃动。
林秀兰和周晓芸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刚刚汇报完晚上咖啡厅的监护情况。
“......基本就是这样，刘处长。”
林秀兰合上自己的小笔记本，语气客观。
“全程大约四十分钟。双方谈话声音不高，我们坐在邻桌，能听到一些片段，但不太连贯。
内容主要是寒暄，陈生表达了想为高师傅接风、介绍朋友的意思，高师傅则明确表示了此次是公务，不便接受私人宴请，也婉拒了即时的商业合作话题。
最后，对方留下一个伴手礼纸袋，高师傅已按规定交给我登记，里面是些普通糖果饼干。陈生七点四十分左右离开，高师傅随后也回了房间。”
刘国栋沉默地听着，眉头越锁越紧。
房间里只听得见空调轻微的送风声。
“就这么简单？”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更深的不安。
“那个香港商人，兴师动众地跑来，就为了隔着桌子喝杯咖啡，说几句‘你好’、‘再见’？
没有试探？没有许诺？没有私下交换任何东西？”
林秀兰斟酌了一下。
“至少在我们能观察到的范围内，没有。高师傅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也很平静。”
“平静......”
刘国栋重复这个词，像是品味着其中的异常。
太顺利了，顺利得反常。
他预想中可能出现的拉扯、诱惑、甚至争吵都没有发生。
这种超出他掌控和预料的“平静”，反而让他心头的疑云更重。
高林那种超龄的沉稳，在此刻看来，更像是一种难以捉摸的隔阂。
他挥了挥手，让林秀兰和周晓芸先回去休息。
门关上后，他在房间里踱了几圈，那种如履薄冰的焦虑感再次攫住了他。
不行，必须向上级汇报。
高林的态度，这种与当地商人不清不楚的接触，以及对方隐隐表现出的自主性，都是危险的苗头。
他拿起房间电话，拨通了内地号码。
等待接通的嘟嘟声，每一声都敲在他的心上。
电话接通，他尽量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情况，重点强调了高林“私自联络港商”、“虽经劝阻仍坚持见面”、“会面情况不明”。
他最后加重语气：“领导，我认为高林同志年轻，面对香港复杂环境，思想可能还不够坚定，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是否考虑调整一下他的任务侧重？或者，加强一些更具体的约束措施？我担心......”
电话那头，他直属上级的声音传来，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
那声音很平稳，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国栋同志，你的警惕性是好的，任务安全确实第一位。”
刘国栋心头一松。
但下一句话，让他瞬间愣住。
“不过，关于高林同志的具体接触和行事方式，只要不违反大的外事纪律和原则，可以给予他一定的自主空间。
有些事情，他心里有数，你们配合好就行，不必事事过问，更不要轻易下思想不坚定的判断。这是上面的意思。”
上面的意思？哪个上面？商业厅？
还是更高？
刘国栋握着听筒，半晌没说出话。
一股失落和被隐隐排斥的凉意从脊椎爬上来。
他感觉自己这个领队、这个组长，像个被蒙在鼓里的局外人。
高林背后，似乎有他无法触及的指示和考量。
那句他心里有数，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那我的职责？”他干涩地问。
“你的职责是保障整个团队的外事安全和生活纪律，确保任务流程顺畅。
技术核心和一些交流安排，相信高林同志和负责联络的同志能处理好。
有拿不准的，可以请示，但不要过度干预专业范畴内的事。”
上级的语气温和了些，但意思明确。
“国栋，我知道你压力大，怕出事。但有时候，方法要灵活。高林同志是特殊人才，要用特殊的方式看待和保护。明白吗？”
“我明白。”刘国栋最终涩声回答，挂断了电话。
他慢慢坐进沙发里，揉了揉突突发疼的眉心。
灯光下，他的脸显得有些疲惫和苍老。
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几年前另一个系统的惨痛教训。
一名被寄予厚望的运动员，在海外交流期间，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了国际笑话和内部检讨的典型案例。
他当时虽未直接负责，但那份报告他看过，那种天塌地陷般的责任和耻辱感，他记忆犹新。
他严格，近乎严苛，不是针对高林，而是怕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写检讨的人，怕国家的脸面因他监管的疏忽而受损。
可现在，上级却告诉他，不要过度干预。
他感觉手中的缰绳，正在滑脱。
......
同一天傍晚，九龙塘附近的嘉禾片场一角，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忙碌景象。
油彩、灯光、堆叠的道具箱，空气中弥漫着油漆、汗水和盒饭的混合气味。
电影《快餐车》的拍摄刚告一段落，工作人员正在收拾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