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日渐增长的不耐，陈瑜清晰地感知到了。
他知道，仅仅依靠“技术困难”和“阶段性进展”的汇报，恐怕拖延不了太久了。
基里曼的耐心正在被消耗，他的智慧也终将穿透层层技术迷雾，察觉到那若有若无的“拖延”痕迹。
他需要新的策略，或许是需要一场“意外”，一场足以让基里曼和所有人都意识到“急于求成风险巨大”的、可控的“挫折”。
或者，他需要让多恩那边，提供一些新的、足以转移基里曼注意力或使其暂时接受现状的“理由”。
拖延的艺术，进入了更微妙也更危险的阶段。
陈瑜如同走钢丝的演员，脚下是技术伦理的深渊，手中平衡杆的两端，一边是原体迫切的自由意志，另一边是摄政冷酷的现实政治。
而他必须维持平衡，不能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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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曼苏醒后的第一百五十个标准日，奥特拉玛的秩序之轮运转已臻圆熟，但原体眉宇间的沉郁与日俱增。
行政辅助小组的高效运作，虽然将他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却也让他有了更多时间去“感受”王座的冰冷和束缚的窒息。
那份对自由行动的渴望，已从最初的迫切，发酵成一种几乎要满溢出来的焦躁。
他开始更直接地向陈瑜施压。
汇报周期从十标准日缩短到七标准日，并且要求看到更具体的、可量化的“突破性”进展，而不是泛泛的“优化”和“测试”。
他甚至提出，可以考虑降低一些“非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以换取研发速度的提升。
“陈瑜大贤者，”在一次汇报中，基里曼的声音带着罕见的锐利，“我理解技术探索需要严谨，但帝国，以及我个人的处境，无法承受无限期的等待。
是否可能存在一些……折中的方案？
比如，先实现短时间的、有限距离的移动能力？即使需要外部设备跟随供能，或者移动时间受到严格限制？”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基里曼已经开始考虑接受不完美的、有限制的自由，这说明他的忍耐已接近极限。
他宁愿承担风险，也不愿继续困守。
陈瑜的核心处理器瞬间评估了无数种回应方式。
断然拒绝会激起更大的怀疑和不快；轻易答应则违背了多恩密令的根本精神。
他需要给出一个既能暂时安抚，又能将风险具象化，从而让基里曼自己主动退缩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