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发生器小型化项目组提出了第七版设计草案，基于‘晶体矿’晶格谐振原理，理论计算可将现有固定式‘秩序支柱’核心发生器的体积压缩至百分之三十五，但能量输出效率预计下降百分之四十，且散热问题极为严峻。”
听起来像是重大突破，但紧随其后的“效率下降”和“散热问题”足以让这个草案停留在纸面，需要“进一步优化”，而优化过程自然需要时间。
陈瑜满意地记录下这些“进展”。
它们都是真实的，有数据支撑的，也确实是研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题。
将它们作为阶段性成果汇报给基里曼，合情合理，足以显示团队的努力和项目的“推进”。
然而，在项目进度的核心路径图上，陈瑜巧妙地设置了一些“节点”和“依赖关系”。
比如，场域发生器的最终定型，被认为“高度依赖”于供能单元的突破性进展。
而供能单元的小型化，又“必须等待”某种特殊高能量密度晶体合成工艺的成熟。
该合成工艺，则“需要”从某个偏远星域获取一种稀有同位素样本，而运输和提纯这种样本，“预计”将耗时数月。
这些依赖关系并非完全虚构，很多确实是技术上的客观关联。
但陈瑜通过调整优先级、强调某些环节的“基础性”和“不可逾越性”，人为地拉长了关键路径。
他将资源更多地导向那些产出“显著但非核心”进展的旁支项目，而对于真正可能打破僵局的激进思路或高风险尝试，则以内部分析会的形式，以“风险过高，可能危及原体安全”或“技术原理尚不清晰，需更多基础研究”为由，予以搁置或限制投入。
每隔十个标准日，陈瑜会带着精心准备的简报，前往静滞圣殿向基里曼汇报。
简报图文并茂，数据详实，充满了技术术语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曲线图。
他会用平稳的合成音，条理清晰地介绍过去十天取得的“成果”，遇到的“挑战”，以及下一阶段“计划攻克”的难题。
基里曼听得极其认真，不时提问。
他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直指各个“进展”与最终目标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剩余障碍。
“新型接口的稳定性提升，对移动状态下的生命信号监测有多大改善？能否量化？”基里曼在一次汇报中询问。
“理论上，稳定性提升有助于减少运动伪迹，但实际改善需在集成测试中验证。目前我们正设计专门的模拟运动测试平台。”陈瑜回答，这是事实，测试平台的设计和建造本身就需要时间。
“能量导管柔韧性达标，但与之连接的能量源微型化进展如何？我记得上次汇报提到，微型聚变核心的磁场约束稳定性仍是主要难点。”基里曼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