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慕尼黑建设的同时，巴伐利亚公国内部也并非毫无波澜。
自从什一税以及教区土地归还的裁决敕令公布以后，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长都难掩得意。
被世俗保护者侵占多年的谷物、磨坊和庄园，终于有望重新回到教会手中。一些教士甚至已经开始计算，收回的收入能够修缮多少座教堂、供养多少名修士，又能购买多少新的葡萄园。
然而，他们很快便发现，公爵的敕令只能确定权利属于谁，却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愿意服从。
最先出事的是一名主教使者。
他带着主教盖印的文书和公爵法庭的裁决，前往接收一座刚刚归还教区的庄园。
使者一行尚未抵达目的地，便在林间道路上遭到十几名披甲骑手袭击。尸体被剥得一丝不剩，文书和印玺也不知所终。
幸存的仆人声称，袭击者只是一群不法骑士。
至于这些“不法骑士”为何知道使者的行程，又为何没有抢走装载普通行李的马车，便无人能够解释了。
不久以后，另一名主教任命的庄园总管在进入城市时遭到暴民围攻。
他被人从马上拖下来，用木棒和石块活活打死。等到城市守卫赶到，凶手早已混入人群，只留下几名醉汉声称，那位总管曾经侮辱当地人的妻女。
修道院的情况同样没有好到哪里去。
田里的谷物在夜间被人割走，牲畜莫名失踪，仓库接连起火。
修士派出的管事遭到威胁，收税人在村庄外被人剥光衣服，倒吊在树上。
一些教区收税官的处境固然值得同情，但他们的名声也并不比贵族管事好多少。
固然也有一些主教深谙管理之道，对经营庄园和治理领地颇有心得，也愿意体恤治下的农民。譬如艾希施泰恩主教，便懂得不能为了眼前的收入损害庄园长久的生产能力。
但这样的人终究只是少数。
大多数主教和修道院长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兴趣亲自巡视每一座偏远庄园。
为了尽快接收由公爵法庭重新划归教会的土地，他们往往将管理权交给自己的亲信，再要求这些人在规定期限内送回足额的粮食和银币。
至于亲信究竟采用什么手段征收，这些教会领主通常并不过问。只要账簿上的收入有所增加，谷仓和金库按时得到填补，他们便愿意相信自己的官员正在忠实履行职责。
这些人许多来自萨克森、洛林、意大利或者其他遥远地区，既不熟悉当地习惯，也不会说流利的巴伐利亚方言。
对他们而言，这些庄园不是祖先留下的土地，生活在上面的居民也不是需要长期经营的领民。
他们只知道，主教要求今年增加多少收入，而自己又能从中截留多少好处。
公爵法庭裁定某座磨坊属于教会，他们便立刻追讨过去数年拖欠的磨坊租金；修道院取得一片森林，他们便禁止附近村民继续捡拾枯枝、放牧牲畜。
遇到缴纳不出赋税的农户，他们便扣押耕牛、种粮和农具，丝毫不在乎失去这些东西以后，农民明年是否还能继续耕种。
有些收税官甚至临时创造出此前从未存在过的费用。
进入森林需要缴纳林税，使用河水需要缴纳水税，牲畜经过教会道路也要支付通行费。
至于其中有多少真正进入主教的金库，又有多少落入收税官自己的口袋，连主教本人都未必清楚。
因此，当公爵法庭将一些庄园重新划归教会以后，当地居民并未感到庆幸，反而陷入了恐惧与愤怒。
“以前伯爵的人至少知道，收走我们的种粮，明年便没有东西可收。”
“这些外乡人不在乎。他们拿到钱，过两年便跟着主教去了别处。”
“公爵说要把土地还给教会，可他没有说要把我们交给一群吸血鬼。”
当然，那些原本控制这些庄园的伯爵和男爵，也在暗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并非所有贵族都愿意体面地交出经营数代的土地。
其中一些人对埃里克的裁决愤恨至极，却又不敢公开违抗公爵，于是便在撤离以前，竭力榨取庄园最后的价值。
他们提前征收了下一年度的地租和杂税，强迫佃农预先缴纳尚未收获的谷物；无法缴纳粮食者，只能用牲畜、农具或者银币抵偿。
等到教会派来的新总管接收庄园时，谷仓已经空空如也，居民却人人握着旧领主开具的纳税木筹，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来年的义务。
贵族们还命令管事搬走一切能够带走的财物。
铁匠铺里的铁砧、风箱和工具被装上马车；磨坊里的磨石、铁制轴件和备用木料被拆走；庄园仓库中的锁具、门板、车辆乃至用于计量谷物的木斗，也被一并运回伯爵的城堡。
实在无法运走的东西，便干脆毁掉。
水车的轮轴被锯断，磨坊的齿轮遭到砸毁，葡萄酒桶被凿穿，桥梁上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有些管事临走以前甚至放走牲畜、烧毁账册，唯恐继任者能够顺利查清庄园过去的收入。
这一切都被解释成领主在撤离“属于自己”的财产。
“公爵只是命令我们归还教会的土地。”
一名男爵如此对前来监督交接的书记员说道。
“可没有命令我把家族购买的磨石、铁砧和耕牛也白白送给那些修士。”
“水轮也是您的家族购买的吗？”
“木料来自我的森林，工匠拿的是我的银币。自然属于我。”
“那座磨坊已经在那里七十年了。”
“所以修士们白白使用了我家族的财产七十年，更应该感谢我的慷慨。”
公爵的书记员明知对方是在故意报复，却很难立即分清哪些财物属于庄园，哪些又确实由贵族后来添置。
只要伯爵和男爵没有公开带走土地与房屋，许多行为便只能暂时记录下来，留待公爵法庭日后审理。
那些贵族由此得到了足够的时间，把一座原本能够正常运转的庄园变成徒有土地和居民的空壳。
等到教会官员抵达以后，面对的便是空荡荡的谷仓、停转的磨坊，以及已经被征收过下一年度赋税的居民。
偏偏一些主教和修道院长任命的税吏，既不愿承认旧领主开具的收据，也不在乎农民是否还有能力再次缴纳。
“你们把谷物交给了伯爵，那便去向伯爵索要。”
“这片土地如今属于教会。既然你们耕种教会的土地，就必须向教会缴纳地租。”
“公爵裁定的是土地归属，没有免除你们应尽的义务。”
于是，同一户农民不得不在一年之内缴纳两次赋税。
第一次被即将撤离的伯爵强行征收，第二次又被前来接收庄园的教会税吏追讨。前者拿走了他们的存粮，后者则开始牵走耕牛、扣押农具。
许多居民根本不明白公爵、伯爵和主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知道，土地换了一位主人以后，自己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一倍。
当教会税吏又恰好是一个不懂当地惯例、只想借机捞取好处的外来者时，积压的愤怒终于彻底爆发。
这种怨恨很快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
各地富裕的自由民、贵族家臣和低阶骑士开始召集武装。
他们之中有些人拥有大片耕地和数户依附农民；有些人曾经为当地伯爵、男爵服骑兵役；还有一些人原本就是护教军队中的小头领，负责巡逻道路、追捕盗匪和押送教会税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