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12日清晨，肯塔基州北约联军临时指挥部。
英国准将阿利斯泰尔·菲茨罗伊是被副官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的。
“什么事？”被打扰睡意的他有些起床气。
“长官，意大利旅通讯完全中断。我们的侦察机在预定区域只看到燃烧的残骸和尸体。”
菲茨罗伊声音一顿，“多久了？”
“最后一次有效通讯是昨天上午9点17分，贝尔托利尼上校报告说预备队正按计划向十字路口侧翼迂回。之后只有零星无线电呼叫，内容混乱。今天凌晨4点，法军的巡逻队发现三名意大利溃兵，他们说……”
“他们说，整个预备队可能还有前锋部队的一部分，被墨西哥人装进口袋全歼了。”
菲茨罗伊一下就觉得不对劲了。
“现在还没情况吗？”
副官摇了摇头。
菲茨罗伊沉默地站了一分钟，“通知所有联军高级指挥官，一小时后紧急会议。
“是，长官。”
一小时后，同一间会议室，气氛与几周前划分进攻区域时截然不同。
德国施密特中校坐在长桌旁，面前摊开一份地图，他用红铅笔在上面画了个圈：“从溃兵描述的方位看，墨西哥人至少动用了两个团的兵力进行合围。战术很经典：切断后勤，诱敌救援，预设伏击区。”
波兰索哈斯基上校大踏步走进来，军靴踩得地板咚咚响：“我早就说过！分头进攻是愚蠢的！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像拳头一样砸过去！现在好了，意大利人成了第一个祭品！”
“冷静点，上校。”
菲茨罗伊最后一个进来，他换了整齐的军装，头发一丝不苟，“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需要确定：意大利旅是否真的已被成建制歼灭，墨西哥人下一步会怎么做，如何调整我们的部署。”
法国人杜兰德吐出一口烟圈：“贝尔托利尼在进攻的时候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死了，可能被俘，也可能……逃了。”
施密特中校推了推眼镜：“如果是真的，这将是北约部队在北美遭遇的第一次旅级单位覆灭。政治上会很难看。”
会议室门被推开，一名通讯官匆匆走进来，将一份电报放在菲茨罗伊面前。
准将扫了一眼，脸色微变。
“伦敦的紧急询问。”
他把电报推到桌子中央，“国防部已经接到意大利大使馆的正式质询，要求我们‘立即澄清北美战区的真实情况’。BBC和《泰晤士报》的记者也在申请前往前线。”
杜兰德掐灭烟头：“消息漏得真快。”
“不是我们漏的。”
菲茨罗伊敲了敲电报，“是墨西哥人。他们在两小时前，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渠道，提交了一份初步战俘名单，137人，名单已经传回罗马了。”
房间里一片死寂。
137名战俘……=
加上战场上的死者、重伤者、失踪者……意大利旅的建制确实已经崩溃。
“我们需要一份联合声明。”
施密特中校打破沉默，“统一口径。就说意大利部队在执行一次勇敢的突袭行动时，遭遇敌军优势兵力伏击，虽给予敌重大杀伤，但自身也遭受严重损失，目前残部正有序重组，联军指挥部将全力支援等等。”
“然后呢？”索哈斯基盯着他，“然后我们继续各打各的？等墨西哥人一个一个吃掉我们？”
“索哈斯基上校，请注意你的言辞。”菲茨罗伊冷冷地说，“分头进攻计划是各国共同认可的，意大利人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指挥官冒进，脱离了联军协同框架。”
杜兰德突然笑了，笑声很干：“协同框架？我们有那玩意儿吗？英国人打英国人的，法国人打法国人的，德国人打德国人的。唯一的‘协同’就是每周一次互相抱怨的会议。”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先生们，现实点，墨西哥人刚刚用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告诉我们，他们不是伊拉克，也不是塞尔维亚，他们拥有完整的现代化陆军体系，有情报支持，有战术头脑。而我们……”
他转过身：“我们是一群穿着不同军装、说着不同语言、互相猜忌的雇佣兵，北美大舞台，有种你就来。现在意大利人躺下了，下一个是谁？你？我？还是他？”
会议室里无人回答。
墨西哥坎昆，领袖行宫。
维克托没有在办公室。
他穿着简单的亚麻衬衫和长裤，赤脚走在私人海滩上，卡萨雷跟在身后三步远的地方，手里拿着卫星电话和一份刚译出的电报。
海浪轻柔地拍打着白沙。
远处，几只海鸥在盘旋。
“老大，前线急电！”
“念。”维克托说。
卡萨雷打开电报：“前线指挥部正式战报：截至5月12日6时，‘屠宰场’行动确认战果如下——歼灭意大利旅主力作战部队，击毁装甲车辆27辆，缴获完好及轻微损坏车辆12辆，俘虏敌军137人，初步清点敌军阵亡约400至500人，其余溃散。我军伤亡：阵亡183人，重伤121人，轻伤234人。意大利旅指挥官卢卡·贝尔托利尼上校的尸体已找到，身份确认。”
维克托停下脚步，弯腰捡起一个被海浪冲上岸的贝壳，他仔细端详着贝壳的纹路：“照片拍了吗？”
“随军记者拍了。正面、侧面，军衔清晰。需要处理一下吗？他头部有伤，面容可能有些损毁。”
“不用处理。”维克托把贝壳扔回海里，“真实就是最好的宣传。把照片发出去，给所有和我们有联系的媒体。特别是欧洲的。”
“是。”
“基钦纳在电报里还说什么？”
卡萨雷翻到第二页：“参谋长建议，鉴于意大利部队崩溃，其防区出现缺口，我军可顺势向东北方向推进5至8公里，威胁联军侧翼，但他也提醒，其他北约部队可能会加强警戒，甚至收缩防线。”
维克托望着海平面，阳光刺破云层，在海面上洒下碎金。
“告诉基钦纳，稳住现有战线。不要冒进。”
他转身，开始往回走，“吃掉意大利人，是为了让他们疼，不是为了占地盘。现在北约那帮老爷们肯定在吵架，互相推卸责任。我们一动，他们反而会抱团。”
卡萨雷快速记录。
“下一步，”维克托说，“是谈判桌。”
“谈判？”卡萨雷抬起头，“老大，我们现在形势大好……”
“大好？”
维克托打断他，声音很平静，“国内物价涨了百分之四十。欧洲对我们的禁运让工厂开始停工。”
他停下脚步，看着卡萨雷：“战争从来不只是前线的枪炮，它打的是钱，是粮食，是老百姓的耐心。我们吃了一支意大利旅，很好，但北约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可以再派十个旅来。而我们呢？我们的士兵会累，弹药会耗尽，老百姓的忍耐会到极限。”
卡萨雷沉默。
“所以，要在我们还有筹码的时候，坐到谈判桌前。”维克托继续往前走，“意大利人的覆灭，就是我们的筹码，把它亮出来，让欧洲那些政客看看，继续打下去，他们还要送多少儿子来填北美这个坑。也让美国国内那些观望的人看看，‘自由同盟’和他们的北约朋友，并不那么可靠。”
“那我们要谈什么条件？”
“停火。”维克托说，“给所有人一个台阶下。北约需要时间重新评估，我们需要时间稳定国内，美国人随便他们干什么。至于具体的条件，让外交部去头疼。但核心只有一条：墨西哥的既得利益，一寸不让。加州、德州、新墨西哥，永远是我们的。印第安纳？可以谈，但必须是我们占优势的条件下谈。”
卡萨雷点点头：“我明白了。那意大利人的尸体照片……”
“发出去。今晚就发。”
维克托走上台阶，回到行宫的回廊，“让全世界都看看，这就是跟着北约来北美当炮灰的下场。特别是意大利国内，让他们好好看看，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死在了多远的地方，为了谁而死。”
他接过卡萨雷递来的毛巾，擦了擦手上的沙。
维克托轻声说，“有时候是在战场上打赢的。有时候，是在报纸头条上打赢的。”
1996年5月12日，晚上7点30分。
墨西哥国家电视台（TNM）的《国家与人民》新闻节目，准时开始。
这是墨西哥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玛丽亚·费尔南德斯以冷静风格著称。
片头音乐过后，玛丽亚出现在屏幕上。
她今天穿着深色西装，表情比往常更加严肃。
“晚上好。首先播报重要战讯。”她直视镜头，“国防部今日正式确认，在印第安纳州南部进行的防御作战中，我军成功歼灭北约联军意大利旅主力部队。”
屏幕上切入了战场画面：燃烧的装甲车残骸、散落的武器、墨西哥士兵在硝烟中行进。镜头很稳，显然是专业随军记者拍摄的。
“以下画面可能引起不适，请观众酌情观看。”玛丽亚的声音继续。
画面切换。
一具穿着意大利军服的尸体躺在一片玉米地边缘。镜头推近，军衔清晰可见：上校。尸体的脸侧向一边，额头有血迹，眼睛半睁。军服胸口绣着名字：L. BERTOLINI。
画面停留了整整五秒。
然后切回演播室。
玛丽亚的面孔依然平静：“意大利旅指挥官卢卡·贝尔托利尼上校已被确认阵亡。根据国际战争法惯例，我方已通过红十字会通知意方。此次作战，我军共俘虏敌军137人，他们将得到符合《日内瓦公约》的待遇。”
她顿了顿：“领袖官邸今晚发表简短声明，重申墨西哥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呼吁北约国家认清现实，停止无意义的军事冒险。声明全文将在稍后的特别节目中播出。”
画面切到了天气预报。但全国数百万正在看电视的家庭，此刻都沉默着。
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
客厅里，老式索尼电视机正播放着新闻。
餐桌旁，一家四口正在吃晚饭。
父亲拉斐尔48岁，是邮局的职员。母亲埃琳娜45岁，小学教师。大儿子迭戈19岁，在大学读工程系。小女儿索菲亚16岁，高中生。
晚餐是豆子汤、玉米饼和一点鸡肉。
鸡肉比以前少了，但埃琳娜巧妙地把它们切碎混在豆子里，看起来还算丰盛。
新闻开始时，拉斐尔抬起头，放下叉子。
“又来了。”他嘟囔着，“每天都是战争新闻。”
“爸爸，别这么说。”迭戈盯着电视，“那是我们的士兵在前线拼命。”
“我知道他们在拼命。”
拉斐尔叹了口气，“但拼命的结果是什么？物价越来越高，你妈妈学校连粉笔都要省着用。上周，隔壁的罗德里格斯先生被裁员了，他在的工厂说‘进口原料断了’。”
埃琳娜轻声说：“拉斐尔，先吃饭吧。”
这时，贝尔托利尼尸体的画面出现了。
全家人都愣住了。
索菲亚捂住了嘴，迭戈睁大眼睛，拉斐尔的表情凝固了，埃琳娜的手微微颤抖。
五秒钟。
在电视上，五秒钟很短。但在安静的客厅里，五秒钟长得像一个世纪。
画面切走后，索菲亚小声说：“他……死了。”
“是个上校。”迭戈说，“意大利人的指挥官。”
拉斐尔慢慢拿起水杯，喝了一口。他的手很稳，但眼神复杂。
“你们看到他的眼睛了吗？”埃琳娜突然说。
其他人都看向她。
“他的眼睛。”埃琳娜重复道，声音很轻，“半睁着。我爸爸去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奶奶说，那是还有话没说完。”
客厅里再次沉默。
“我以前在邮局，处理过国际信件。”拉斐尔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有时候会看到从欧洲寄来的明信片。意大利的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很漂亮。寄明信片的人，会在背面写：‘阳光真好，真想一直待在这里。’”
他顿了顿：“那个上校可能也看过威尼斯的阳光。现在他躺在印第安纳的玉米地里。”
迭戈皱眉：“爸爸，你在同情敌人？”
“我没有同情他。”
拉斐尔摇头，“我只是……在想。他在死前最后一刻，在想什么？想意大利的阳光？想他的家人？还是想他为什么要来这儿？”
他看向儿子：“你知道你爷爷参加过战争吗？不是这场，是更早的。他很少提，但有一次喝醉了，他说：‘战场上最可怕的，不是你杀的人，而是你杀的人和你一样，也会想家。’”
埃琳娜伸手，轻轻握住拉斐尔的手。
“我不是说我们错了。”
拉斐尔继续说，更像是在对自己说，“侵略者就该被打回去。我们的士兵是英雄。但是电视上那个死人，他也有父母吧？可能也有妻子孩子，现在他们等不到他回家了。”
儿子撇了撇嘴，“爸爸，你这些话太多愁善感了，战争如果有那么多要考虑的，那他就不是战争，而是游戏了。”
他使劲吃了口饭继续说，“不要怜悯你的敌人，那是文人和圣母应该做的，我们…应该享受胜利者带来的红利！”
这话说的太现实了，拉斐尔两夫妇惊呆了，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这样想？
晚餐在气氛不对中结束。
5月13日，欧洲各大报纸的头版，被同一张照片占据。